一九六七年我在安徽劳动。五月间公安部和中央办公厅来人，要我交代胡乔木、吴冷西、田家英的问题。我跟来人说：“他们不危险，危险人物是陈伯达。”我请他们带信给周恩来。后来他们再次来，将我给周恩来的信退给我，说不能转交。随后十一月十一日，我被关进秦城监狱，住单人牢房。西方的狱政，除死刑外，与世隔绝的长期单监是一种最残酷的惩罚。被囚者会因此丧失思维能力、语言能力，导致神经错乱。在延安时听说过这样一件事：王若飞在国民党监狱单监五六年放出来后，竟叫怀表为“锅盖”。原先我以为关的时间不会太长，后来看见监狱中有起重机在运作，知道还在扩建，必须做长期打算了。我下决心一定要好好活下去，看看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问题何在。
开始几年没有书看，最后三年才允许读马、恩、列全集和《鲁迅全集》。为使身心健康，保持精神正常脑力不衰，除每天坚持在斗室中慢跑外，只好学习作旧体诗词。开始时是即兴口占，随作随忘。一九七三年，有一天跑步跌倒，手碰破了，护士给了我一瓶紫药水和几根药棉签。灵机一动，发觉可作“奇墨怪毫”。于是靠墙坐在矮床上，面对哨兵监视孔，越发规矩地捧着书本读书，偷偷地将“一箩筐酸果子”——几百首诗词录在自己的《列宁文选》（两卷集）上的空白处。后来诗集出版，题名《龙胆紫集》，来由即此。
马克思说过，受难使人思考，思考使人受难。中外古今，许多受难者成了思考者。我的狱中诗词，有一部分很含蓄地反映了我对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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