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乾在《书屋》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是他为他的《人生百味》所写的一篇短短的后记。这篇后记是1998年除夕，他在医院的病房里写的。《书屋》发表后记之时（1999年第3期），他已病逝（1999年2月11日），他的署名也加上了黑框。下面我引用这篇后记作为我对他的怀念，因为这篇短短的后记是萧乾对他的人生的总结：
旅英七载回沪定居后，一九四七年我编了个集子，题名《人生采访》。改革开放后，早已年届七旬的我，竟然雄心勃勃地动了摘除肾结石的手术，原以为这样就可去闯荡人生，重新走上创作的道路，岂料事与愿违！从那以后我就过起打针吃药的日子。尤其这两年，我只能在病房方寸之地里细细地咀嚼这百味人生了。
这部集子里所收录的四十篇散文，均选自我半个世纪的作品。头三十年（1949-1978），身不由己，基本上写的是奉命文学，如写土改的《土地回老家》。只有一九五六年我才在宽松的气氛下，有机会到内蒙和东北跑了一阵，写下了《草原即景》《初冬过三峡》《大象与大纲》《餐车里的美学》《万里赶羊》等具有个人风格的作品。
但是好景不长。转年在大鸣大放中，我就因《放心·容忍·人事工作》一文惹火烧身，从而被禁止写作达二十二年之久。
近二十年来，随着改革开放，我国文学突破了旧框框，开辟了新天地。这二十年是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以来，灿烂的二十年，是黄金时代。文学艺术取得了很大成就，新人辈出，不断地探索内涵丰富的文学样式，变化多端，颇堪瞩目。
改革的清风也给我带来了新的转机。尽管身体越来越差了，我却一直同疾病作斗争，始终没放下手中的笔。最后七篇是在病房里写的。我曾把创作比成春蚕吐丝——我决心吐到最后一口。
他是吐到了最后一口，这话可是一点不假，这从《萧乾年表》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
1999年（89岁）
1月19日，几天来，病人主诉左半身发麻，开始输液。到核医学科做检查，对脑部拍摄放射性核素显像照片。诊断结果为脑供血不足。
1月20日，为李景端的《波涛上的足迹》写序《一位有眼光的出版家》。
1月22日，给巴金和李济生写信。
1月24日，拍电视、录像。
1月26日，收到朱镕基总理的亲笔信，祝寿并贺《萧乾文集》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