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读上几页就感到邵燕祥这么认真，绝不只是为他自己伸伸冤。他是就五十年代中期那场斗争，来探讨知识分子与党的关系这一重大问题。我曾引过洋人批评咱们的一句话，说中国人对待历史有点像拨拉算盘。西方人用笔算，总数要是错了，就找出错在何处；而算盘倘若打错了，就只能把算盘珠子一划拉，再重来。按说马列主义最讲究总结经验教训，以提高认识，而咱们的历次运动开头大张旗鼓，雷厉风行，最终则虎头蛇尾，一风吹，“平反”了事。反右据说最后的结论是基本上搞错了——仿佛为了表示并未全错，所以末尾还留了几名，以证实那番大伤元气还是值得的。正由于没总结，所以继之而来的“文革”，灾难可就更大了。
想到这里，我开始认识到邵燕祥此书的价值了。他不赞成像拨拉算盘那样：既然事情已过去了几十年，就用不着较真啦。他认为个人得失可以不计较，但民族走向马虎不得，他不能忘记在那“声讨者拿着帽子找头”的年月，动不动就上纲上线，不是“恶毒攻击”就是“罪该万死”。为了避免时间更长也更痛苦的斗争，在“×××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的喊声下，被斗者只好迎合斗争者的需要，大包大揽，信口开河起来。
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我既当过斗争者，也当过被斗者。我一直在默想：这么斗出来的“果实”，从正面衡量有多大价值？而算算它负面的账就不堪设想了！倘若举国都变成了应声虫，民族就实在太可悲了。
那场“文革”既是灾难，也是深刻无比的教训。它用其“忠字舞”及接电话先背句语录等愚民做法，充分暴露出那帮人的愚昧疯狂，从而更让人们警觉起来——再那么胡闹下去，民族就非沦亡不可。
我认为邵燕祥写了一本有利于国有利于党的好书。他没有像我及许多被斗者那样，挨斗时闭上眼睛认命，后来改正了事，皆大欢喜。他认真地观察、分析、思考过，觉得革命虽不是请客吃饭，但也不能让理智与理性全部停工。当时被斗者趴在地上，斗争者踩在背上厉声问道：服不服，认不认罪？这种“服”和“认罪”怎么可能是由衷的？
如今，四十岁以下的人未必能体会到七十年代以前那一场接一场的风暴，对社会、对文化、对个人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不能像拨拉算盘珠子那样，错了就从头再来。如果不讳疾忌医，就应号号脉，认真查查病因。
因此，我深信这是一本十分有益的好书。
萧乾也有写得沉重的，比如《戴厚英——一个真正的人》。此文发表于《书屋》的1999年第1期。文章的末尾落笔为“一九九八年一月二十五日于北京医院病房中”。查萧乾夫人文洁若所撰写的《萧乾年表》，萧乾开始写此文的时间是1996年8月31日，即戴厚英遇害6日之后（戴厚英遇害于1996年8月25日）。从1996年8月31日开始写作到1998年1月25日定稿于北京医院病房，这期间有一年零五个月。这篇文章寄给《书屋》的时间是1998年3月7日。《书屋》之所以延迟刊出，是因文洁若先生在信中对此稿有特别嘱咐：“周实同志：寄上萧乾所写的《戴厚英文集序》。戴厚英遇害后，安徽人民出版社准备出她的八卷集，约萧乾写了这篇序。但他们怕节外生枝，所以此文如准备用，请与吴中杰同志联系，何时刊登好……”今天重读这篇文字，我心中感叹的是戴厚英的《人啊，人！》。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多少人读这本书啊（据说印数达上百万）！戴厚英这三个字又是何等响亮的名字！可如今，这本书又有几人还在读呢？戴厚英这三个字又有几人还记得呢？历史总是这样无情，人也如此容易淡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