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很多人都是在网络公布以后才知道自己已经成为候选人。2004年的当选者徐本禹就是这样。这个单纯的大学生那时候还在贵州的山区支教，根本不知道《感动中国》到底是什么。别人告诉他：“小徐，你现在是《感动中国》候选人了！”他很惊讶，借着一次进城的机会到网吧里查了一下，还是似懂非懂，也没有太在意。直到他接到节目组通知，启程离开贵州之前，也一直处于懵懂中。
直到《感动中国》节目播出以后，他才发现，这个节目改变了他未来的生活轨迹。
候选人资料公布一个月以后，有近三分之一的人被再次遴选出来。节目组开始更仔细地分析这些人的故事，把他们的材料汇集成册，寄给《感动中国》推选委员会的委员们。但这还不是全部候选人。在候选人推荐手册上，总会附上几页空白，让推选委员自己填写他们认为更精彩的人。
推选委员们在这些手册上写上自己的评语、推荐意见，填写自己满意的候选人之后，手册再次回到节目组。节目组开始一次新的候选人资料重新整理。
在这一轮整理过程中，会有未被写入评选标准的意见介入进来。这是媒介的标准，通常又是无法向观众解释清楚的。比如，候选人应该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假如某个领域内呼声很高的人物太多，那就必须忍痛作出选择，另外，时效性也是一个现实存在的因素。《感动中国》除去道德标准，还有年度性特征，《感动中国》不仅是弘扬某种优秀品质，它还期望在某种程度上反映过去这一年，中国的精神历程和时代特点，这是《感动中国》格外重视的。
一般在这个时候，节目组派出的摄制组已经在拍摄过程中。他们每天和节目组保持热线沟通。记者不断发回自己的意见，有些候选人就是在这一关上被重新考虑的。摄制组所承担的任务不仅是拍摄制作人物故事短片，他们还充当着调查者的角色。尽管地方媒体大力推荐，地方政府出面保证，但是偶尔也会有候选者在某些关键的细节上经不住追问，而这些细节往往是远在北京的节目组几番讨论之后，认为最重要的感动点。一旦发现这种情况，摄制组会毫不犹豫地返程。
网络选票不断汇集，投票的数字常常会发生变化。这也是让节目组头疼的一项内容。既然开放了网络投票，就必须考虑它的作用。可问题是网络本身是有门槛的，不是所有的候选人都在网络上有影响，一些来自偏远山区的候选者，或是被《感动中国》首次发现和推荐的人物，广大参与投票的网民很可能根本不了解他们。而且，网络技术本身是有漏洞的，也就是说，一个网络专家完全可以借助技术优势来改变投票结果。
完全依靠网络投票是不可能的，节目组的原则，是把网络投票作为一种参考提供给推选委员们。
2011年，《感动中国》人物评选就遭遇了网络水军。节目组发现，江西候选人王茂华和谭良才的选票来源地过于单一，集中在江西本省。当地政府部门被猜测使用行政权力，发动市民参与，以推动本地候选人入选。
节目组有权停止这两位候选人的资格，但事实上这不能责怪候选人。一对在大火中救出别人孩子的英雄翁婿，已经是一死一伤，他们根本没有能力操作这次投票。取消他们的候选资格，当然是一种对“感动”本质的损害，也就是节目组常常强调的，千万不能“因辞害义”。如果王谭两人的事迹是准确的，不管是否有网络水军，节目组都坚持相信推选委员们的判断。
候选人的人物短片制作完成，在电视上播出后，又会有新一轮的意见反馈。这些纪录片会呈献候选人的状态，他（她）生活的环境，周围人对他（她）的评价，这些都是文字报道所不能完全表达的。看过短片后，一些推选委员会给出新的看法，甚至是反对自己最初的推荐。
这一轮意见收集完毕的时候，《感动中国》的大门仍然没有最后关闭，因为这距离年底还有一段时间，该年度最后一个月中出现的人和事，会再次被提出来讨论，到年底这次讨论，就基本上大局已定了。
曾经有一位记者，在采访朱波的时候，盯着他的眼睛抛出最后一个问题：“你能保证，《感动中国》的评选绝对是公开公正公平，没有任何人为干扰因素么？”
朱波坦然地盯着对方的眼睛回答：“不能保证完全公开、公平、公正。但我能保证一点：《感动中国》整个评选过程到处是人为因素，《感动中国》不依靠理性、规则和数字，每个意见都是推荐人的选择，是他们用良心作出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