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的事情越来越令人明白，当年这些文章之所以受到称赞，不管作者是有意迎合还是偶合上心，但同正在酝酿中的“文革”都大有关联。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是“文革”的理论基础，这在大人物最后的系列指示中表述得十分明白；批判让步政策，已为后来批判清官海瑞张本；批判形象思维则为批判所谓文艺黑线准备了条件。章先生论清末谴责小说的文章，则立论为革命思想勃兴之后，仍寄望改良的谴责小说已不再代表进步思潮，这大约在某一侧面暗合于大人物不断革命的思想吧。在那个时代氛围下，一个学者，尤其是曾受眷顾的学者，要完全不沾政治的旋涡恐怕很难生存，能够不“干进而务入”，已是难能可贵了。
大约在1965年下半年，文艺界、理论界批判接连不断，批苏联的“修正主义”文艺，如《第四十一》、《士兵的颂歌》、《雁南飞》等；批国内的一批影片，如《早春二月》、《北国江南》；批“合二而一”，批“时代精神会合论”，批“让步政策”，一时山雨欲来。所以，仿效上海市的写作组，高等院校也是“写作组”成风。时任复旦大学党委宣传部长的徐震，原是中文系总支书记，便在中文系找了几位教师，搭了一个班子，要写大批判文章，叫作“投入战斗”。章培恒先生和我都在其中。那时我便发现，他对此事并不热心，偶尔分配一个题目，写成发表，就用稿费买些他以为有价值的书送给大家。我手头至今保存的一部《中国历代哲学文选》便是那时承他所赠。这个写作组为时甚短，“文革”风起，徐震便被校党委抛出，成了“牛鬼蛇神”，写作组自然也就星散了。
“文革”中，上海市写作组及其外围写作班子网罗各高校教师甚多。鲍正鹄先生在世时曾问我，如果我当时还在上海，会不会也卷到“石一歌”之类的写作组里去？那时正好一位名人矢口否认他曾是上海市写作组成员，闹得沸沸扬扬。我说，除非他们不找我，若要找，以当时的认知，恐怕难以拒绝。我只是因为离开了上海，脱离了那个一统的议论环境，才能听到对上海帮的种种指责与对“文革”的各种不同舆论。有了比较，才有新的思考。鲍先生认为我说的是实话。而章先生当时身在上海，好像也没有听说他曾参加到哪个写作组去，同是受过大人物称赞的胡锡涛君，就由上海写作组到《红旗》杂志，一路升迁去了。
章先生最愉快的时期，应当是在“文革”之后，虽然仍有许多情感的煎熬，但相对宽松的学术环境，使他能够较为自由完整地表达自己在古典文学领域的学术观点。这时的他，有一种“汩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的紧迫感，总觉得要做的事情很多，而做事的时间甚少。他尘封了20来年的《洪昇年谱》终于出版了，得到了很高的评价，而大家还在讨论要“重写文学史”的时候，由他和骆玉明教授主编的复旦版《中国文学史》已经出版。这部文学史也得到了学界的普遍好评。他曾问及我的看法，我不曾隐讳，说我觉得导论部分提出的看法极有价值，但全书未能一以贯之，而且这种“大兵团”修史的办法并非上策，因为作者既夥，难免参差，还是为独断之学、成一家之言的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