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学生的，总有打听老师来历的习惯，而且总有办法探听出些究竟。我们很快就知道，章先生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已是年轻的共产党员，属政治上可靠、学业上优秀的那一类。因此，他于1954年自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后，便留校任教，还担任党支部书记，没料到竟由于胡风一案而一落千丈。那时，贾植芳先生是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室主任，章先生从贾先生学习现代文学和文艺理论，师生关系相当融洽。党内传达胡风问题的相关文件之后，章先生同贾先生也曾谈及，谁知胡风案竟成了反革命集团案。贾先生为人耿直，早年曾同胡风有过交往，知道胡风为人，因此在叫他揭发交代与胡风的往来时，他反而理直气壮地为胡风辩护，结果被划入胡风集团，缧绁加身。这样，章先生同贾先生谈论胡风问题，也变成了泄漏党的机密、向胡风分子通风报信，被捉将官里，严加审查。最后虽然没有被定为胡风分子，还是回到了学校，但党籍似乎是丢了，也无法在中文系继续任教。我考入复旦大学时，他已在图书馆工作了一段时间。直到他回到系里授课，我一直不知有章培恒其人。这时他虽已恢复助教的工作，但似乎仍为“待罪之身”，之所以不以“同志”相称而选择了“同学”取代“诸位”，我猜也是为了避免麻烦，若有人再站起来说“谁是你的同志！”“你也配？”将何以堪？
人的经历变幻莫测，是福是祸，有时也难料定。章先生因胡风案陷于罗网，似是大祸，但因此摆脱了许多繁琐的活动，得以专心读书，又焉知非福？只不过这“福”并非一般人所能承受罢了。现在许多人讲到章先生学识渊博、积累深厚、眼光独到，做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但很少有人谈到他是如何耐受着政治的、精神的高压，在痛苦中仍不放弃对学术的追求。要知道，那样的经历完全可以摧毁一个人的信念与追求。可以说，章先生的学术道路充满荆棘。
1964年，我们同在奉贤县参加“四清”，农村水渠边的田埂路，是工作队员开会、下队的必经之路。下雨之后，上面是一层稀泥，下面却仍坚硬，走在上面如履冰场，常常滑倒，弄得泥泞满身。章先生戏言他发明的“小步快走法”颇为有效：步子不要大，太大后脚跟不上；速度不能慢，慢则前脚滑出，势成劈叉。一定要前脚小步跨出，后脚立即跟上。试行一下，虽则碎步前行颇为滑稽，惹得走惯泥路的老乡笑弯了腰，但确然有效。我忽然觉得，胡风案后，章先生的学术生涯似乎也是“小步快走”。他必须时时防备看似稀软表面下的坚滑，谨言慎行，时时设防，做那些看似细碎，却终有大成的学术工作。他的《洪昇年谱》早在“文革”之前就已完成，但一直到“文革”之后才得以出版。这固然是由于他不苟且、求完美的学术理念，但也还因为形格势禁，这样一来，不但在“厚今薄古”的形势下避免了落人口实，也省去了很多无聊的嫉妒与麻烦。
章先生命运的略有改善，得益于一位大人物的称赞。那位大人物把握着思想界无上的威权，得到他的称赞，无异于平步青云。获此殊荣者，20世纪50年代的李希凡、姚文元勿论，60年代，我记得的就有批判资产阶级法权的张春桥、批判李秀成的戚本禹、批判形象思维说的郑季翘、批判让步政策说的孙达人，此外便是复旦大学论古典戏曲教育作用的胡锡涛，和研究晚清谴责小说的章培恒。上述几位，有的本是官场人物，有的虽为学界人物，但一登龙门，身不由己，大都卷进过政治旋涡，遭际各不相同，而章培恒先生却始终低调坚守在学界，未曾失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