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好的实施方案，加上常家寨以老队长罗文昌为主的班子既熟悉农田经营管理又善于吸收群众意见，当年常家寨的春耕搞得热火朝天，社员的干劲都很大。到了秋收的时候，常家寨的粮食总产量比上年翻了一番，这让李清泉非常高兴。
三
就在这时，安顺地委宣传部的干部冯先受和《贵州日报》的记者陈朝禄来到关岭进行采访。
冯先受本来就是学农业的，刚毕业的时候就在安顺农业局工作，有着长期的蹲点工作经历，对农村情况十分了解。据他回忆，实际上他早就在思考农村思想解放的问题，而且已经打算就“包产”到底姓“社”还是姓“资”这个问题写一篇东西。
冯先受两人首先到了顶云，因为时间紧张，他们来不及一个队一个队地去采访，于是就请公社的同志通知16个生产队的人来开会，以便集中了解农民的思想。
会上，大家都认为定产到组搞得好，也提到了“姓社姓资”的问题，同时还希望上级领导代表农民呼吁。
为了了解更为全面的情况，冯先受他们会后又找了几个因为不同原因没有搞定产到组的队来座谈，结果又是一致肯定了定产到组，他们说没有搞是因为被资本主义的帽子吓怕了。之后，他们又到常家寨进行了实地采访，和群众的直接交谈进一步佐证了他们此前了解到的情况。
采访稿完成之后，经县委和地委领导审核就被加急送到了《贵州日报》编辑部。
当时省里对于关岭所搞的试验意见是不统一的。报社内部经过反复考虑后，在总编辑陈健吾和负责处理稿子的副总编辑张石锁等人的坚持下，最后还是把座谈会的报道签发了。
于是，这篇对当时贵州农村体制改革起到了重大推动作用的重磅报道终于面世了。
四
“顶云经验”实际上是在全国思想开始大解放的环境下，在贵州各级领导干部的支持和推动下，经过长期工作在宣传、政策研究等部门的工作人员和贵州日报社领导们的共同努力，把长期以来以顶云公社为代表的贵州农民对于农村生产方式的自主选择、自发实践大胆地公之于世，为广大农村地区的发展摇旗呐喊的过程。
关岭县委在顶云公社搞“定产到组”试验的时间比安徽小岗村的“大包干”还要早8个月左右，而且是由县委主导的在一个公社范围内的试验，因而顶云公社有“中国农村改革第一乡”之称。
作为一个地处偏远的落后省份，贵州能在当时省内和全国形势都不明朗的情况下大胆开展“包产到组”试验，并大胆推出“顶云经验”，是非常了不起的。
这篇报道发表以后，在全省和全国都还出现过关于是否包产的激烈争论和政策上较大的反复，当时大家承受的压力是很大的。正因为如此，这整个过程给我们今天带来的启示也是非常之大的。
当年报道者冯先受的一番话恰恰表达了“顶云经验”对于今天的现实意义，特摘录如下：
“所以，‘顶云经验’不仅有它的历史意义，也有很大的现实意义。今天，我们正站在改革开放的新起点上，有许多新的问题、新的矛盾需要解决。这就需要我们像当年顶云的农民和关岭县委的同志那样，一是坚定不移地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一切从实际出发，与时俱进；二是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相信群众、尊重群众的意愿和首创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