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来到贵州工作以后，只要有空儿，我都会看看当天的《贵州日报》。
报道新闻是报纸的职责之一，但有时报纸自身也会成为新闻的主角。《贵州日报》就有过这样的经历，而且因此给整个贵州的农村发展带来了福音，并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农村改革的步伐。
1978年11月11日，在《光明日报》刊发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整整6个月后，《贵州日报》头版以整版篇幅推出了一组题为《“定产到组”姓“社”不姓“资”——顶云公社部分干部座谈纪要》的报道。
报头下黑体加框的“编者按”和“定产到组”姓“社”不姓“资”的通栏黑体大号标题，都让这次报道显得有些不同寻常。
就是这组报道，使得在中国农村改革中具有破冰意义的“顶云经验”，第一次正式走进了人们的视野。
这篇报道的刊发比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位农民签订大包干协议书还要早上将近半个月的时间，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也给贵州的各级领导和各族群众吃了一颗定心丸，有力地推动了全省农村体制改革的步伐。
这篇报道的面世既凝聚着当时贵州各级领导干部和宣传、新闻工作者的智慧与心血，也反映出了以顶云公社社员为代表的广大农民的朴素愿望和真实心声，其过程颇为曲折。
时间回到1978年年初的时候，当时顶云公社八角岩生产队的副队长武正才写了三封信，分别发给省里、地区、县里的主要领导，他在信中大胆地公开提出了八角岩生产队要搞“包产到户”或者“包产到组”的想法。
实际上，早在此前，顶云公社、关岭县乃至整个贵州的许多地方已经偷偷地搞起了“包产到组、包产到户”，是武正才的几封信才第一次将这个问题摆到了桌面上，事情的由来还得往前追溯。
20世纪60年代初，安顺等地就经常出现农民偷偷搞包产的事情，但因为主导政策的原因，往往都被“纠正”了。
“文化大革命”结束时，国家经济实际上已经到了濒临崩溃的地步，当时贵州的人均年收入才46元钱，人均占有粮食只有300多斤，百姓的日子过得十分艰难。
在这样的情况下，很多地方又自发地、偷偷地搞起了包产。武正才认为要搞就光明正大地搞，所以才有了这封信。
接到武正才来信的关岭县委书记李清泉感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他先是让当时驻顶云的整党整风工作队了解了情况，很快又亲自来到顶云公社召集所有的生产队干部开会。会上，绝大部分生产队都要求搞包产到组，经过热烈讨论后，李清泉向武正才和所有的生产队干部表了态：我认为可以搞。但是有一条，一定要统分统收，也就是集体不能垮，在“五统一”的前提下搞包产到组，我赞成你们试一下。
通过这次开会，李清泉越加觉得农民是纯朴的、实际的，他们的要求并不过分，于是他决定以关岭县委的名义把这件事做起来。之后，李清泉又到其他公社的30多个生产队了解实际情况，其间，他惊讶地发现原来一直被县里认为最好的生产队——锡厂大队，实际上已经暗地里搞了多年的包产到组。
二
李清泉把调研中发现的情况以及自己的感受都在县委常委会上讲了出来，大家听完后都觉得应该试一试，于是县委常委会决定驻顶云公社的工作队全体转入帮助这里的16个生产队搞“包产”试验，为了慎重起见，李清泉亲自把“包产到组”改成了“定产到组”。
于是，这场以县委名义搞的试验就堂堂正正地开始了。
在开展试验的顶云公社的各个生产队中，常家寨的例子具有很大的说服力。
在当时关岭县委政策调研组组长肖辑之的帮助下，常家寨确定了一套分组定产的方案：即把上下队分成作业组，把劳力、田地远近、好坏合理搭配；把耕作质量要求、工分、产量都定到丘块，定到人头上；增产有奖，蚀产照罚，秋收分组收割计量，由队上统一分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