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著名苗族作家沈从文的一部小说《边城》让湖南的凤凰古城变成了旅游胜地，而他的孙女沈红却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了贵州的石门坎。
沈红认为当年石门坎的发展是“推动中国西南边缘的小小村寨融入外部世界”的、“把本地乡土资源与外部现代资源融合增长的过程”。同时指出，“这一乡村社区建设贯穿着探索和实践，并且是由当地民众参与的探索和实践。这也许是石门故事所昭示的现代性意义”。
石门坎是位于川滇黔三省交界的乌蒙山深处的一个小村子，即使在今天，从贵阳到这里都十分不便。
然而就是这里，在20世纪初的三四十年间却创造出了令整个世界为之赞叹的文化奇迹：
苗文在这里诞生，终结了苗族没有文字的历史；
乌蒙山区的第一所小学在这里，威宁县也是西南苗疆的第一所中学在这里；
苗族历史上的第一个博士从这里走出；
这里是中国最早实行双语教学的地方，也是中国近代最早允许男女同校的地方；
这里出现了乌蒙山区的第一所西医医院，也是乌蒙山区最早接种疫苗预防天花的地方；
从欧洲寄往这里的邮件，只要写上“中国石门坎”几个字就可以收到；
这里举办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运动会，这里的孩子们学会了踢足球，石门坎因此有了“贵州足球摇篮”之誉，据说1936年柏林奥运会上的中国足球队中就有来自石门坎的队员；
这里成了西南地区的教育中心……
人们把这些统称为“石门坎现象”，这也让这个原本不为外界所知的寨子几乎一下子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石门坎在短短十年左右发生的深刻变化，令人们不再吝惜赞美之词。国人把这里视作“西南苗族文化最高区”“苗族文化复兴圣地”，国外的基督教报纸则称赞这里是“海外天国”“锡安圣地”。
二
这一切都和一位名叫塞缪尔?波拉德的英国人有着极大的关系，但如今人们通常只会提及他的中文名字柏格理。这个名字是他自己取的，源自儒家“格物致理”的思想内涵。
对于当年石门坎所取得的成绩，任何人都会不由得发出赞叹。但再多的褒扬、再多的赞誉、再多的描绘也不如事实本身更有说服力、感染力和穿透力。
在柏格理来到石门坎之前，生活在这里的是苗族中的大花苗支系。苗族是一个有着5000年以上历史的民族，也是一个饱经劫难的民族。澳大利亚历史学家格迪斯曾经如此感慨：“世界上有两个苦难深重而又顽强不屈的民族，他们就是中国的苗人和分布于世界各地的犹太人。”
然而，这仍然不足以表述当年石门坎和乌蒙山区其他大花苗的凄苦处境。
在人类历史已经走进20世纪初期的时候，这些大花苗们还保留着农奴的身份。他们与虎狼结伴、结绳记事、刀耕火种，还要遭受土目和官府的歧视盘剥，被官府划为尚未教化的“生苗”。
那时的大花苗在社会上也遭受着极为严重的歧视，外出时很多客栈和寨子都不接受他们投宿，黑夜时他们只有在山坡上睡觉。
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这既是这些在乌蒙山区流浪的大花苗生活的真实写照，也是他们在整个社会中地位的形象比喻，他们不曾有一刻真正感到生活的美好和社会的温暖，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对他们来说更是不可企及的事情。
柏格理最终得以走到这个如微尘、草芥一般被轻看、低看的族群中来，完全是一种偶然。
1904年夏天，4个衣衫褴褛的大花苗来到了云南昭通的循道公会布道所。他们是按照在安顺传教的党居仁牧师的建议来到这里寻找柏格理的。
此时，这位离开祖国18年，已经在昭通传教17年的牧师正处在他事业的低谷期，经过他和前任前后20年的辛苦努力，他们在昭通仅仅吸收了几十个汉族和彝族的信众。此时，他从当初20多岁的年轻人变成了已届不惑的中年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