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世事汹涌如潮，在恣意奔腾时人们往往无暇仔细看清它的形状；历史平静如海，经过了世事的反复和积淀之后，人们通常会发现在喧嚣时被忽略了的宝藏。
这是我在对张之洞和他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了解不断加深后得出的一点感受。
这位生在贵州、长在贵州的晚清重臣，不仅在属于他自己的时代里留下了变革图强的身影，也为后世留下了散发着光芒的思想。
要想读懂、认清、理解张之洞，还是要回溯到他所属于的那个时代。
1840年以来，西方的坚船利炮不仅打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也粉碎了数千年培养起来的中华民族文化的自信与自尊。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难免会有很多人将泱泱大国的颓敝归因于浸淫已久的传统文化。
以农业文明为主体的中国传统社会所形成的文化价值体系与西方工业文明的文化价值体系确实有着很大的差异，当按照西方文明的指标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评判时，很容易得出腐朽落后的结论，自18世纪中叶开始的工业革命所造成的中国和西方世界在国力和科学技术领域的巨大差距，更是这一论断最为有力的支撑论据。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中国在踏上近代化道路时的败绩，让中国传统文化不分良莠地一起变成了罪人。
令人欣慰的是，从一开始，就不乏努力调和不同文明之间的优劣、借以实现自强的探索者，张之洞是其中的代表之一。
张之洞于1837年出生在贵州省贵筑县（今贵阳市），因为当时张家住在六洞桥附近，所以给他取名张之洞。
幼年时期接受了良好教育的张之洞很早就展现出了不一般的才华，他9岁开始赋诗作文，11岁时就已文名远扬，成为贵州大名鼎鼎的“神童”。
1849年，张之洞启程回原籍直隶南皮（今河北省南皮县）参加童生考试；
1852年，他在顺天府乡试中一举夺魁高中解元。
1854年春，张之洞回到了兴义，当年年末，他和都匀知府石煦的女儿举行了婚礼。
婚后不到一年，张之洞再次离开贵州，正式踏上了人生的奋斗之路。然而直到1863年他才中了一甲第三名进士，从此开始步入仕途。
张之洞早年以言论见长，是清流党的领袖人物。自1881年补授山西巡抚实际接触地方军政要务开始，他逐渐转化成为洋务派。此后，张之洞在军政、教育和实业等领域均颇有建树，成为洋务派的代表人物。
1889年，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自此直至其担任两江总督的近20年里，他主导了一系列创办实业和兴办教育的举措，包括开办汉阳铁厂、湖北枪炮厂，创建织布局、纺纱局、缫丝局、制麻局；兴建三江师范学堂、武汉自强学堂、湖北武昌幼稚园等各类学堂，屡屡派遣留学生出国等。
张之洞的作为与当时很多或者盲目自大或者惊慌失措的上层官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些成绩的取得更是令他深孚天下之望，声名鹊起。
1895年后，维新运动兴起。运动初期，张之洞曾为强学会捐银5000两并亲自发起上海强学会。
但随着运动的深入，张之洞因为其当权者的立场开始与维新派分道扬镳，同时，他也试图在顽固派和维新派之间寻找挽救危机的中间道路。
“自乙未后，外患日亟，而士大夫顽固益深。戊戌春，佥壬伺隙，邪说遂张，乃著《劝学篇》上下卷以辟之。大抵会通中西，权衡新旧。”
正是在这样的思考前提下，张之洞于1898年4月撰写了《劝学篇》。在这本总计4万多字、共分为24篇的小册子里，张之洞阐述了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核心思想。
张之洞此时系统地整理自己的思想，并非只是想在关键时刻表明其立场。早在充任清流党人健将时，张之洞就常用“体用”这个概念来表述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关系，出任山西巡抚以后，他又提出了“体用兼资”“明体达用”的论点。
《劝学篇》不过是将他的这些碎片式的思想系统化、理论化了，使得以他为代表的洋务派的思想呈现出更加完整的面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