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张维新改革的光绪皇帝仔细阅读了张之洞门生、翰林院侍读学士黄绍箕进呈的《劝学篇》后，不仅做出了“持论平正通达，于学术人心大有裨益”的评价；还以圣谕的形式下令军机处给诸省督抚学政各发一部，要求他们“广为刊布，实力劝导，以重名教而杜卮言”；同时还命令总理衙门排印300部下发。
在光绪皇帝的亲力推动之下，《劝学篇》广泛流播。
《劝学篇》内篇务本，以正人心；外篇务通，以开风气。所谓“本”，指的是有关世道人心的纲常名教，不能动摇。所谓“通”，即为工商学校报馆诸事，可以变通举办。
张之洞的“新学”把“西政”也包纳了进来，与早期一些“中体西用”论者把“西学”和“西艺”即西方器物和技术简单地等同起来相比，张之洞的思维和视野可以说是更上一层楼，他思想中的西政包括了“学校、地理、度支、赋税、武备、律例、劝工、通商”等各个方面，但涉及政治体制的内容则未有提及。概而言之，张之洞开出的药方就是“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
《劝学篇》包含了很多新学内容，所以能够被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光绪皇帝所接受；同时又大力批驳民权论，也得到了实际独掌朝纲的慈禧太后的欣赏。
当时西方各国对此书也极为重视，该书先后被译成英文和法文并正式出版。1900年，《劝学篇》英文版在美国纽约出版时，被冠以一个极具鼓舞色彩的名字：《中国唯一的希望》。足以见得，在那个时代看中国的“第三只眼”里，张之洞代表了至为重要的含义。
二
张之洞所设计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革新框架概括起来就是这样的：维护固有制度和纲常礼教，采用西方实用科技“兴办洋务，富国强兵”。
正是因为主张维持固有制度和纲常礼教，张之洞至今一直为激进者所诟病。
脱离一个人所处的时代环境及其在社会中所处的位置去评论一个人的思想、评判一个人本身的得失优劣，不啻盲人摸象。
臧否人物者如不能深入一个人的心路历程，是无法从别人身上发现人性和智慧的光辉的。
为什么古来很多以月旦人物为擅长者，说起别人可谓刀光剑影，让人体无完肤，对自己却惺惺而惜，那是因为他们无法走进别人的世界，只能在自己的窠臼里打转转。
杜维明说过：“用开放的自我和阳明对话，你的自我就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开放；你完全私己地去念，越念就越庸俗，把王阳明念得庸俗，你也自己庸俗。”对张之洞也如此。
“治大国如烹小鲜”，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能没有反思的精神，也不能没有革新的勇气，但也绝对不能有蛮干瞎干的莽撞。
这一点在今天也尤其应当引以为戒，动辄言西方、谈普世者，应当学学当年的张之洞，如何从一个大言炎炎的清流成长为脚踏实地的实干者。
这样才是一个民族里有担当的分子。张之洞以及整个洋务派的学说，有力地冲击了保守派们以“忠信为甲胄，礼仪为干橹”的坚持，为西学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良好的舆论环境，为新时局下国人思维、视野的拓展打开了一扇窗口。
1909年10月，累任封疆大吏的张之洞在体仁阁大学士、军机大臣的任内与世长辞。
在张之洞去世两年之后，辛亥革命在湖北省城武昌首先爆发，他给这个世界留下的工业、学堂和新式军队，统统都成了革命党人用来粉碎帝制的力量，延续了数千年的帝制自此走进了历史。
因而，孙中山称张之洞是“不言革命之大革命家”。毛泽东也说“研究中国的工业发展史，不要忘记张之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