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来寄包裹，踩一双细细的高跟鞋，穿着合体的短裙，头发挽成松松的发髻。他让她把几兜东西都倒在台子上，逐个的检查。有几件是贴身的男装，大部分是书，还有一些食品与杂物。他问她寄到哪里。“新西兰”，她说。他看见她用英文写下几行娟秀的字，纤细的无名指上带着戒指。“这个不能寄。”他挑出一瓶辣酱。可能是自家做的，用原先盛蜂蜜的玻璃瓶装着。她一愣，停下手中的笔，“我会把它包好，不会打碎。”声音轻柔又坚定。
“按照规定……”他刚要例行公事……
“拜托了。”一副精致的耳环在他面前轻轻摇晃。
他想了一下，用塑料膜把瓶子连包了三层，放进箱子里。他不说话，只严肃地打包。她也没说什么，冲他莞尔一笑。
几周后，她又来了。穿一双米色的高跟鞋，婀娜地走过来，拎着几兜东西。他们之间有了默契，他悄悄地放过一些“禁寄品”，她则报以他感激的微笑。有一次她在临走时塞给他一瓶辣酱，是用草莓酱的空瓶子装的，“我自己做的，你尝尝。”他坚决不要，她不再说什么，放在台子上，转身就走了。他满脸通红，看着周围，像做贼一样。
当天晚上回家就打开吃了。“哪来的？”母亲问他。“同事从家里带来的。”“男的女的？”母亲追问。“男的！”他不耐烦地搪塞。
从此以后，等待她，就成了一个苦差事。她大概一个月左右来一次。每次细细“检查”她寄出的生活琐物时，心里都五味杂陈。有一次看到一张儿童画的水彩画，被木纹的相框装裱起来，画上是一个戴眼镜的年轻男子，正在草地上跳舞。他假装不经意地问，“这是谁画的？”“我女儿。”她的声音永远细腻而沉静。
她每次来的时候像一阵轻风，走的时候像一场细雨。他需要用很长的时间，才能把心里的潮湿晒干。有一次，晒干了很久，已经干渴，干裂了，她仍然没有出现。他忽然开始反感女同事们开起玩笑来的嘎嘎大笑声，再也听不进去身材发福的大姐们跑过来逗他的黄段子。他厌恶了那永无休止的堆上来的包裹，以及冰冷的打包机的咔嚓声。没有她，这眼前这一切如同一堆散发着腐味的垃圾场。
再见到她是深秋的季节。那天刮着大风，他看到窗外一丛丛的落叶被狂风卷到空中，落下来，又被卷起来。晚上下班后，他像往常一样换好衣服，走出邮局大门。忽然听见有人在身后“嗨”地叫着，狂风中听不清楚。他往前走，再次听到有人呼唤，他转头，是她。穿一件长风衣，露着细细的脚踝，头发被风吹得凌乱。他非常吃惊，一时间反应不过来。
他坐在她的车里，像做梦一样，努力想着她来找自己的原因。她带他到一家餐厅吃饭，柔暖的灯光下，她的面色有些憔悴。点了酒，不怎么吃东西，只一杯杯地干。他看到她的戒指不见了，也不问什么，揣测着她心里的苦。“从见你第一面就知道，你会对我好……”半瓶青稞酒下去，她说着疯话，然后开始哭。寒冷的夜晚，他用沉默来纵容她。
他不知道自己怎么去了她的家里，用情欲来填补缺失或寂寞，这并不是他想要的。他有自己对于爱情的理解：尊重，给予，责任，与信赖。同时，仍有一些在传统观念里长大，无法逾越的道德约束。然而，他很快就发现，之前所有的“信念”，在一种真实的情感之下，几乎不堪一击。这种情感就是：她需要他。
他对母亲说，想把爷爷奶奶那套空房子收拾出来，自己去住。母亲责怪他，离你上班那么远，要整啥子！他借口说最近单位要考职称，住那里看书安静。母亲又道：你爷爷那房子堆着你爸的破烂呢。你去收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