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之后，30年代的上海重新翻新出炉，成为流行文化一部分，但周天籁之类反而籍籍无名，有待挖掘。有人评价他最能代表上海风情，他的作品中不少原汁原味上海话，活灵活现。以《亭子间嫂嫂》以及续集为例，一套书三大册，但是行文流利，一路翻下来也不累，闭上眼似乎还能听到《亭子间嫂嫂》的满口苏白，很有上海人所谓“敲敲头顶，脚底板会响”的意思。有人撰文总结出周天籁文章中常用的“上海闲话”，例如“象牙筷上攀雀丝”“杀枯榔头”“调花枪”“勒煞吊死”“邪气结棍”“五筋合六筋”“黏滋疙瘩”“呒亲头”“晏歇会”，等等。如今本土上海作家未必有周氏功底，能将日常方言自然融入叙事而不失鲜活。
更难得的是，即使写娼家故事，情节清爽干净不说，文章尤其有一种都市特有的人情味，一方面写出市民生活不易，比如亭子间嫂嫂为了应对生活成本，有机会就以“交房租”“做衣服”名义敲诈客人，丝毫没有心理负担，另一方面，亭子间嫂嫂对人也留有余地，大方起来不仅完全不谈钱，甚至还会补贴给已经落魄不堪的旧客人。
娼妓是市民文学极为重要也被忽视的一块内容，其中最为出名的大概是《海上花列传》，张爱玲曾经感叹“《水浒传》被腰斩，《金瓶梅》是禁书，《红楼梦》没写完，《海上花》没人知道”。胡适、鲁迅等人对于《海上花列传》评价甚高，加上台湾导演侯孝贤的电影，更使得这部小说为人所知，比起《亭子间嫂嫂》，知名度可谓天上地下。这两部小说题材接近，但是小说技巧以及内容其实区别很大，对比来读非常有趣，但是简短说谁不好并不公允。《海上花列传》是前后呼应用心颇多的长篇小说，情节平淡中暗藏起伏，聚集于高级妓女，其中的场景甚至有些冷清；而《亭子间嫂嫂》是逐日逐月报章连载，情节追求戏剧化而有欠深度，人物也是中下层妓女，颇有一派小市民的热闹。从小说技巧而言，《亭子间嫂嫂》没有《海上花列传》来得复杂，情节也不乏直接重复之处。
也正因此，《海上花列传》和《亭子间嫂嫂》看似都写娼妓，但社会阶层完全不同，前者是聚焦高级“长三”，后者则是下级私娼。何谓“长三”？这就不得不引出更多掌故，旧上海娼妓分为好多种类，从高级到低级粗略可以分为书寓、长三、幺二、咸肉庄、台基、野鸡、花烟间、钉棚等。
所谓长三，也就是源自最早陪酒三元夜度三元的规矩，一位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小开曾如此写长三的排场，“门口有带玻璃罩的电灯，罩上写着当红姑娘的花名。经营者大多是年老未曾谋得归宿的姑娘，或嫁过后下堂不愿重作冯妇、有能力独当一面的女性”。长三也不是什么客人都接，除了看样貌更看色艺应酬，往往也叫“先生”，客人来往花费千金也可能无所着落，而长三一般应酬的也是相熟的客人，相熟的人也往往把长三所在作为谈事情的场所，甚至长三在客人的生活中交际的作用大于性需求。
这点在《海上花列传》已经铺陈比较明显，中国男人过去的早婚往往导致情感荒芜，妓院尤其高级妓院往往成为情感启蒙的开始，性反而不是最直接的目的。张爱玲尤其指出，“就《海上花》看来，当时至少在上等妓院——包括次等的幺二——破身不太早，接客也不太多，如周双珠几乎闲适得近于空闺独守——当然她是老鸨的亲生女儿，多少有点特殊身份，但是就连双宝，第十七回洪善卿也诧异她也有客人住夜。白昼宣淫更被视为异事（见第二十六回陆秀林引杨家妈语）。在这样人道的情形下，女人性心理正常，对稍微中意点的男子是有反应的。如果对方有常性，来往日久也容易发生感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