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北京到上海，从广州到杭州，2005年起，陈文茜将事业拓展到香港，与凤凰卫视合作开办由她主持的《解码陈文茜》。而在台北，她关闭了主持多年的王牌政论栏目《文茜小妹大》，创办了一档新的栏目——《文茜世界周报》，以播报岛外新闻为主。在香港媒体上报道台湾新闻，在当地则报道岛外新闻。陈文茜的做法看起来似乎有些矛盾，也有些讨巧，而她却说她正想以这样的方式担当两岸资讯的直航者，也以自己的视角去观察两地社会的发展与变化。
杨 澜：通常在飞机上你会想一些什么？
陈文茜：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在那篇文章里我说我在对着你讲话，其实我是在跟自己对话。在上海的我，对着在台北的我讲话。我那个时候得慎重地考虑，我要不要留在上海工作。我知道我留在那里就是留在那儿，我知道我到上海来就是一个冒险的我，上海这座城市不属于胆小鬼，它就是永远，它是从19世纪开始，不断所有冒险的移民集聚开发起来的一个城市，所以我就写了一个这么自我的对话。所以每次到上海去就觉得它变得特别快，然后回到台北就觉得它一成不变，那个感触是很强的。最后我就发现，我终究还是属于一个心态很容易就觉得安逸的地方，不是真正冒险的我，这是我从来没有认识到的自己。
杨 澜：很多人可能也不相信，他们觉得你一直是打打杀杀的。
陈文茜：我如果打打杀杀我就去上海了，可是我不是。
杨 澜：其实你的一些节目和一些评论，会让一些学生或者知识分子觉得文茜太客气一点儿了吧，她把我们说得那么好，我们都觉得不太相信了。是不是被这种大时代，被这种几十年的比较平稳的发展背后的历史感所激动着？
陈文茜：不是，我在香港书展的时候，讲韩寒是最不重要的部分，我批评的是现在的贫富差距里头，我对某些富豪的不能忍受。
杨 澜：我也看到过，就是你说他们这种高的消费，其实会是一种暴富的、很野蛮的、可笑的一种消费方式，很浪费。
陈文茜：我觉得他们对奢侈品的追求已经到了可笑跟可耻的地步了。我卖一千万、两千万的名牌跑车，现在到欧洲、到美国谁买呀！像兰博基尼在中国居然有九个分店，它一台车子将近两千万到三千万人民币。
杨 澜：你说到他们可耻是为什么？因为大多数人会想到这是一种病态的、可笑的，但是你却用可耻来形容，为什么？
陈文茜：我不是认为今天取得财富的方法是可耻的，而是你怎么运用财富。巴菲特会这样用钱吗？巴菲特他生活那么节省，你看他自己开的车子，当然你可能不用省到像他那个地步，可是他做了多少慈善的工作？他在慈善方面就是像买兰博基尼跑车一样花钱。如果没有这个时代，没有过去几百年，多少祖先的辛苦跟多少惊心动魄的历史，不会有你们这一批人富起来的钱。所以潘石屹就说，这个钱其实是祖先托管给我们的，你应该思考怎么去善用它，怎么利用它让中国可以更好，让中国其他的老百姓更好，让中国的未来可以走得更好，结果这些人不是。
1958年3月25日，陈文茜出生于台湾南部小城宜兰的一个殷实之家。她的外公何集璧曾参加过共产党。在陈文茜的印象里，外公像极了浪漫文人，在醉月楼里畅论天下事，扮演调解各路线之争的和事佬。虽然在陈文茜四岁的时候，外公就已去世，然而在他身上激荡的浪漫主义情怀却对陈文茜性格的成长影响颇大。1976年陈文茜考入台湾大学法律系，二十岁时开始参加政治运动，成为台湾第一批民主化运动的参与者。
杨 澜：给我们描述一下大学当中还有刚刚毕业的时候的那个陈文茜是什么样子的？她要改变这个世界的意志有多强烈？
陈文茜：我大学的时候经常看欧洲左派的艺术电影，所以大学是一个很亲左的我，但是我的左派是不干不脆的，因为我的另外一边完全是受资本主义毒素影响的。
杨 澜：自由主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