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入戏的观众(4)

陈文茜:我基本上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但是我受很深的左派的一些艺术电影的影响。这种思潮的影响是很深的,所以我在大学的那一段时间里头,我认为,我念错了系,念了法律系。然后我常常讲的名言就是,我念法律系帮助我一些事情,就是我不会随便嫁人。台湾的女人嫁了,以夫之姓为姓,以夫之住所为住所,你的财产变成是他的,只有他死了……

杨 澜:而且离婚的时候好像也不是平分的吧?我记得。

陈文茜:完全不是,然后嫁人唯一的好处是,那个男的死了,你可以继承他遗产的一半。他只要活着,你都是坏处;他死了,你才有好处。这是我念法律系唯一的收获,我念法律系之后很快就发现什么是“法律”,后来毕业的时候,在律师事务所工作了一两年。我觉得很快对那个工作的性质有所认知,因为我在很大的公司上班,我的对面坐的是一个中国的船难的家属,我代表的是英国轮船公司。所以什么叫做有名望的律师,什么叫做高薪的律师,我在那一刻,她就坐在我的面前,我就要告诉她,你的先生跟我们签的这个合约里,我是不用负担全额赔偿的,可是我很想骂那个轮船公司,你们是混蛋。

杨 澜:所以你的道德感和所谓职业的要求产生了非常根本性的冲突。

陈文茜:没有,我就知道这个职业不适合我,而且我知道什么样的人适合那个职业。就是你觉得你只要追求一个社会地位,你对许多事情没有强烈的是非观念,你可以当律师,我不行。而且我对那个职业了解已经很深,所以我很快就转行,毫不犹豫,我就去了媒体。

1987年,陈文茜辞去报社主编一职,赴美留学。求学期间,陈文茜不仅涉猎了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运动、国际政治、恐怖主义等诸多学科,离开小岛,纽约开放多元的社会也让她认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人群和文化。

杨 澜:在美国读书,你一读就是七年的时间。

陈文茜:九年。

杨 澜:九年的时间。

陈文茜:对我来说,纽约是一个太特别的城市,我待在纽约的时候是1989年,柏林围墙倒塌。那一年呢,对我来说那个不是一个历史事件,那是我的生活世界,本来帮我修鞋子的是个非洲人,后来呢就变成了一个波兰的牙医。因为他逃到了纽约来,然后他最大的本事就是缝东西,他就先来做修鞋匠,因为他的牙医执照是不被美国承认的,所以当我……

杨 澜:不能缝牙齿,先来缝鞋子。

陈文茜:帮我开车子的,可能是一个来自匈牙利的导演。我们那时候所有的人都口耳相传,把家里打扫得最干净的是波兰来的人,他们很多是护士,有些是老师,就是so well educated(受过良好教育的)。后来我们就说,本以为我们对世界很了解,后来发现,原来在1989年之前,世界是分成两半的,然后突然从地球中蹦出了好几个世界。从我的角度来看,就好像你从北京来看,以前可能对于西方的概念,西欧跟美国的世界是完全不存在的。后来突然就蹦出来了很多,其实我那时候觉得蹦出来了很多艺术家,蹦出很多他们的绘画风格,然后我们就一步一步地去了解历史。我那时候有一个画廊女朋友特别有趣,她很喜欢谈恋爱,每次都很投入于对方的工作,爱上那个国家,爱上那个艺术家。所以呢,每次哪个国家开始有了革命,然后就改变了,然后她身边的男人也就换了。然后我说,你的这个男朋友,你的爱情史很像国际新闻史,完全是吻合一致的。

杨 澜:她好像去解放别人了。

陈文茜:这是很有趣的,她就是太投入了。后面我要离开的时候,主要的原因是我觉得我在美国待了这么久,可是根本就不了解他们,因为留学生只是在某个小圈子里,所以我就觉得……

杨 澜:你还是不觉得是那个社会的主人,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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