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入戏的观众(2)

“变装的新娘”是陈文茜对上海发展速度的比喻,也是惊叹。这座中国的金融之都,因其开放与活力,正吸引着来自全世界的目光。然而对于陈文茜来说,她对上海的情感却要复杂得多。

杨 澜:你曾经说,在黄浦江上,看着江水流淌,会有一种历史感,有种热泪盈眶的感觉。但是从你出生和成长的背景来讲,其实都是在台湾,并不是其他省的人到台湾来的,所以这种历史感和中原文化的情感联系是怎么样产生的?

陈文茜:坦白讲,当我们阅读了那么多的中国历史,然后等到我四十岁的时候第一次去了上海,当时汪道涵先生还没过世,然后是通过汪道涵的子孙辈,然后辜振甫先生就安排我第一次去了上海。

2000年,在已故前海基会秘书长辜振甫先生的安排下,陈文茜第一次来到祖国大陆,首站便选在上海。后来她在文章中写道:“上海于我有两个记忆,一个是张爱玲小说里流光纷彩的上海,一个是埋葬亲人冤死异乡的上海。两个叠影分别引发我两极情结。我爱上海,也恨上海。”

陈文茜:我站在黄浦江上,我就想到1937年日本人就从这个地方进来,烧上海,烧了八天八夜。进来以后四行仓库弃守,整整烧了八天八夜。他们带我去看黄浦江头,我也记得那个时候汤恩伯,就是国民党的军队最后从黄浦江撤走的时候,他自己的眼泪都掉下来了。他就看着他的子弟兵在岸上上不了船,这个世界就分割成两个,没有人知道走的人对还是留下的人对。那我自己的外祖父,他的第一站也是上海,其实跟我的人生完全一样。我的外祖父呢,他是台中市富商的儿子,被送到日本去读书。可是他不愿意,因为他觉得他是汉人,所以他要去他的祖国,他的第一站也是上海,在上海呢,他开始学古怪的吴侬软语式的普通话,所以他的普通话一辈子都讲得别别扭扭的。然后后来他去了北京,也参加了“五四”,然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的父亲给他发个电报,说自己死了,外祖父就回来奔丧,结果发现是被父亲骗回来的。然后我的七叔公,就是我外公最小的弟弟,他在台湾因为受到他大哥的影响——就是我的外公——当时国民党军队来台湾,跟台湾本地产生了很大的冲突,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屠杀事件,就是著名的“二?二八”。那个时候“二?二八”事件里头最主要的女性人物,叫谢雪红,他是她的秘书,所以他们在那个时候二十一岁,他就从大概靠近台中的一个港口坐船逃走了。他逃走之后呢,先到延安,然后最后他落脚的地方也是上海。在上海那个地方过了几年日子以后呢,在反右的时候,他们就开始被劳改、吐血,所以很少有人理解我跟上海的感情。

杨 澜:所以有国事家事在心头。

陈文茜:有爱有恨。

杨 澜:所以这些事情其实很容易让你产生激情的,对吗?想到历史上世界的定位格局,气魄规模。

陈文茜:因为我曾经要从政的原因就是因为,我想要成为一个帮某一个城市或者某一个地方,它可以因为透过你政治的权力,而超越别人不能超越的历史。

杨 澜:所以会不会觉得有生不逢时,没有站对地方的感觉?如果你出生在上海,会有这种时空倒错的感觉吗?

陈文茜:不会啊。

杨 澜:会不会想到,以你的抱负和你的才华,如果不是生活在台湾,那么多的时间在台湾政治旋涡里搅和的话,应该有更大的一种可能性,会产生这样的一种遗憾吗?

陈文茜:回想起来我有很多遗憾,我觉得如果我出生在美国,我可能会是在NASA里头上班,我绝对不会从政。

杨 澜:航天专家。

陈文茜:从小就喜欢,我从小学四五年级开始,拿我的零用钱买这种书,所以我对这种天文学方面的知识是远远超过一般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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