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装的新娘”是陈文茜对上海发展速度的比喻，也是惊叹。这座中国的金融之都，因其开放与活力，正吸引着来自全世界的目光。然而对于陈文茜来说，她对上海的情感却要复杂得多。
杨 澜：你曾经说，在黄浦江上，看着江水流淌，会有一种历史感，有种热泪盈眶的感觉。但是从你出生和成长的背景来讲，其实都是在台湾，并不是其他省的人到台湾来的，所以这种历史感和中原文化的情感联系是怎么样产生的？
陈文茜：坦白讲，当我们阅读了那么多的中国历史，然后等到我四十岁的时候第一次去了上海，当时汪道涵先生还没过世，然后是通过汪道涵的子孙辈，然后辜振甫先生就安排我第一次去了上海。
2000年，在已故前海基会秘书长辜振甫先生的安排下，陈文茜第一次来到祖国大陆，首站便选在上海。后来她在文章中写道：“上海于我有两个记忆，一个是张爱玲小说里流光纷彩的上海，一个是埋葬亲人冤死异乡的上海。两个叠影分别引发我两极情结。我爱上海，也恨上海。”
陈文茜：我站在黄浦江上，我就想到1937年日本人就从这个地方进来，烧上海，烧了八天八夜。进来以后四行仓库弃守，整整烧了八天八夜。他们带我去看黄浦江头，我也记得那个时候汤恩伯，就是国民党的军队最后从黄浦江撤走的时候，他自己的眼泪都掉下来了。他就看着他的子弟兵在岸上上不了船，这个世界就分割成两个，没有人知道走的人对还是留下的人对。那我自己的外祖父，他的第一站也是上海，其实跟我的人生完全一样。我的外祖父呢，他是台中市富商的儿子，被送到日本去读书。可是他不愿意，因为他觉得他是汉人，所以他要去他的祖国，他的第一站也是上海，在上海呢，他开始学古怪的吴侬软语式的普通话，所以他的普通话一辈子都讲得别别扭扭的。然后后来他去了北京，也参加了“五四”，然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的父亲给他发个电报，说自己死了，外祖父就回来奔丧，结果发现是被父亲骗回来的。然后我的七叔公，就是我外公最小的弟弟，他在台湾因为受到他大哥的影响——就是我的外公——当时国民党军队来台湾，跟台湾本地产生了很大的冲突，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屠杀事件，就是著名的“二?二八”。那个时候“二?二八”事件里头最主要的女性人物，叫谢雪红，他是她的秘书，所以他们在那个时候二十一岁，他就从大概靠近台中的一个港口坐船逃走了。他逃走之后呢，先到延安，然后最后他落脚的地方也是上海。在上海那个地方过了几年日子以后呢，在反右的时候，他们就开始被劳改、吐血，所以很少有人理解我跟上海的感情。
杨 澜：所以有国事家事在心头。
陈文茜：有爱有恨。
杨 澜：所以这些事情其实很容易让你产生激情的，对吗？想到历史上世界的定位格局，气魄规模。
陈文茜：因为我曾经要从政的原因就是因为，我想要成为一个帮某一个城市或者某一个地方，它可以因为透过你政治的权力，而超越别人不能超越的历史。
杨 澜：所以会不会觉得有生不逢时，没有站对地方的感觉？如果你出生在上海，会有这种时空倒错的感觉吗？
陈文茜：不会啊。
杨 澜：会不会想到，以你的抱负和你的才华，如果不是生活在台湾，那么多的时间在台湾政治旋涡里搅和的话，应该有更大的一种可能性，会产生这样的一种遗憾吗？
陈文茜：回想起来我有很多遗憾，我觉得如果我出生在美国，我可能会是在NASA里头上班，我绝对不会从政。
杨 澜：航天专家。
陈文茜：从小就喜欢，我从小学四五年级开始，拿我的零用钱买这种书，所以我对这种天文学方面的知识是远远超过一般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