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红军经过长征到达陕北后，首先面对的是处在西北“剿共”前线的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西北军。为此，中共中央决定开展西北地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争取东北军、西北军在抗日的旗帜下共同抗日。1935年，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根据东北军的情况，中共中央把对该军的统一战线工作提到重要议事日程。1936年1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联名发出《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年初，中共中央成立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书记周恩来，委员有叶剑英等人。4月9日，周恩来与张学良在延安举行了联合抗日救国会谈。东北军确立联共抗日方向，为在西北地区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局面奠定了最重要的基石。6月20日，周恩来亲自主持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指出：“争取东北军到抗日战线上来是我们的基本方针。东北军有极大可能转变为抗日的革命的军队。我们在东北军工作的目标，不是瓦解东北军，分裂东北军，也不是把东北军变为红军，而是要使东北军变为红军的友军，使东北军实行彻底抗日的纲领。超出这个范围的一切言论与行动。均在排除之列。”在此精神的指引下，东北籍共产党人刘澜波、苗浡然、孙达生、宋黎等以不同的社会关系，从各地前往西安，在东北军内以各种方式开展争取工作。他们及时取得联络，沟通思想，研究与探讨如何开展党的工作问题。为建立起东北军内统一的中共领导机构，刘澜波与党内一些同志商量后，亲赴天津向中共中央北方局领导做了汇报。1936年6月末，在北方局的支持下，东北军（中共地下）工作委员会（简称“东工委”）在西安正式成立，刘澜波为书记，苗浡然、孙达生为委员。不久，宋黎也被增补为委员。“东工委”的成立，把东北军及西安的地下党组织和党员统一组织起来，形成了东北军地下党的领导核心，使党对东北军的争取工作有了重要的组织保证。
“七七事变”后，东北军开赴抗日前线，各军分散于各战区，各军内分别成立了（中共地下）工作委员会。“东工委”是随东北军51军进驻青岛市区的。此时的工委书记项乃光和51军工委副书记王学铭，以“民先”队员的身份多次到国立山东大学了解情况。
我接上组织关系转为中共党员后，根据”东工委”的指示，立即着手进行建党工作，重点在山大建立党组织，发展积极向上的学生为党员。
我在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的过程中，看到陈振麓、王艺两位同学政治表现很好。同时，我了解到，陈振麓早在1933年，在察北抗日同盟军已加入了共青团。因此，我恢复了他的组织关系。接着，我又发展王艺加入共产党。经“东工委”批准，中共青岛特支建立，我任书记，陈振麓分管组织，王艺分管宣传。中共青岛特支受“东工委”直接领导，任务是动员各界群众，组织武装起义，准备在日军侵占青岛后开展游击战争。
特支成立后，很快又在山大发展了一些“民先”队员入党。青岛特支的建立，不但使被破坏近三年之久的中共青岛党组织又恢复了生机，而且为组建抗日游击队伍确立了领导核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