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件事是说服动员在校同学反对学校内迁，争取他们留在敌后打游击。山大一部分内迁的或当时不在青岛的同学，由于受到革命大潮的影响，有的去了延安，有的在各个地方参加了革命，其中有郭林军、狄庆楼、蔡国政、林淑筠、黄天华、沙霞英、王华美等同学，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他们为民族解放和无产阶级解放事业作出了贡献。其他一些当时没有参加革命的同学，有许多人在各自的专业上也有不同程度的成就。解放后，在党的领导下，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第五件事是慰问当时进驻青岛担负保卫青岛任务的东北军51军于学忠部。因发动西安事变而闻名的东北军，本是地方性的武装集团。其前身为军阀张作霖所统辖的奉军。1928年年底，张学良举行东北易帜之后，编为东北边防军，纳入南京国民政府军系统，拥有兵力约30万至40万。1931年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东北军拱手让出东三省，忍痛退入山海关内，集结在华北一带，筹谋还乡大计。1932年3月，部分东北军奉命南下“剿共”。1935年秋，又被驱入陕甘参加“剿共”。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从此一去不复返，东北军群龙无首，并在主战主和问题上发生严重分歧，最后竟发展到内部残杀。1937年4月到6月，南京政府对已掉进各军不相统属、部队分割使用圈套的东北军进行整训、缩编，化大为小，化强为弱，由每军四个师的甲种军缩编成每军两个师、每师两个旅的乙种军编制，仅骑兵第二军保留三个师。整编后的东北军有六个军：第49军，军长刘多荃；第51军，军长于学忠；第53军，军长万福麟；第57军，军长缪征流；第67军，军长吴克仁；骑兵第二军，军长何柱国。卢沟桥事变后，东北军被蒋介石分割使用于各个战场。
当时于学忠部驻防青岛沙子口的一位地下党员，51军114师342旅副旅长贾国辅(后改名贾陶，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高级炮兵学校校长)对我们表现了高度的热情。对东北军51军的工作是我党对东北军工作的重点。一天，中共东北军51军工委副书记王学铭，向我提出要找一位符合三个条件的大学生：第一，政治思想要好；第二，身体要好，能吃苦；第三，要能扛一挺机枪外，加一部油印机。原来他想要一位兵运干部。我从当时二十几位民先队员中挑选了山大土木系的学生韩宁夫，他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个安排。后来，这支部队在战斗中被打垮了，他回到高唐老家担任县委书记。韩宁夫新中国成立后担任过湖北省委书记。
9月中旬，有一个人带着邹鲁风写给我的信，到山东大学找我，他给我看了一个复写的文件，下面署名是一个“×”带一个“委”。我就问他，这个“×委”是什么委啊?他说：“东工委，东北军工作委员会，我是东北军工作委员会的书记，叫项迺光。听说你过去是个共青团员，现在你可以入党了。”他就写了入党誓词，在山东大学的一个宿舍里举行了入党宣誓，这样我就成为中共正式党员了。没有预备期，因为我过去是共青团员，按照当时的文件：凡是在“七七”事变前入团的团员均计算党龄，算是恢复组织关系，补行入党宣誓。项迺光还告诉我，组织上承认我为中共党员，要我赶紧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以便更好地在青岛地区开展工作。经过研究，认为山东大学的政治基础很好，决定首先在山东大学建立党组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