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喝风从官场吹向民间 ，败坏了社会风气。人们不仅越吃越讲究，排场也越来越大。嘉靖时文人何良俊曾谓：“余小时见人家请客，只是果五色肴五品而已。惟大宾或新亲过门，则添虾蟹蚬蛤三四物，亦岁中不一二次也。今寻常燕会，动辄必用十肴，且水陆毕陈，或觅远方珍品，求以相胜……近一士夫请袁泽门，闻肴品计百余样。”而搜求四方佳物，恨不得食尽天下珍馐的情形，时人谢肇淛的记述，最为生动：“穷山之珍，竭水之错，南方之蛎房，北方之熊掌，东海之鳆炙，西域之马奶，真昔人所谓富有小四海者，一筵之费，竭中家之产不能办也。”屠宰牲畜，“多以惨酷取味，鹅鸭之属，皆以铁笼罩之，炙之以火，饮以椒浆，毛尽脱落未死，而肉已熟矣。驴羊之类，皆活割取其肉，有肉尽而未死者，冤楚之状，令人不忍见闻”。如此虐待动物，人道、兽道皆荡然无存矣。从正德、嘉靖间开始，凡宴会都有乐队，并请专职厨子司其事。而北京的筵席“以苏州厨包办者为尚，余皆绍兴厨人”。这样，对烹调技术的要求，必须越来越高，口味越来越刁。明末的江南才子张岱，不仅尝遍四方风味，食时也极为考究。如吃蟹，“从以肥腊鸭、牛乳酪，醉蚶如琥珀，以鸭汁煮白菜如玉版，果蓏以谢桔、以风栗、以风菱。饮以玉壶冰，蔬以兵坑笋，饭以新余杭白，漱以兰雪茶”。明亡后，他结庐山中，布衣蔬食，回想当年吃蟹情景，不禁喟叹曰：“真如天厨仙供，酒醉饭饱，惭愧惭愧。”明末另一位著名才子冒襄，其妾董小宛不仅风姿绰约，是一代名姬，且为烹调好手，制小食品、甜食尤佳。董小宛谢世后，冒襄回忆与她的九年生活，痛心疾首地说：“余一生清福，九年占尽，九年折尽矣！”张岱、冒襄，都是富室，家产丰厚。那么，小民百姓又如何？同样深受吃喝风影响。明人小说写普通商人蒋兴哥之妻三巧儿请薛婆子吃便饭，不过是两人共食，各种荤菜、素菜、果子，竟摆下十六碗之多，可见一斑。不少人家连办丧事也“大设筵席，盛张鼓乐，广召亲室，多至十余日 ，少亦不下五六日。无怪乎时人有十贫十富之说，其中的“九要贫”，是“宴贵宾”⑥，不难想见，蚩蚩小民，哪里经得起权贵们蝗虫一样的大吃大喝？
社会风气败坏的另一个方面，是助长了送礼、“走后门”的歪风。万历时，南京文人周晖在除夕前一天外出访客，至内桥，见中城兵马司前手捧食品盒的人，挤满了道路，以致交通堵塞。何以故？原来“此中城各大家至兵马处送节物也”。当然，对于位居要津的权贵们来说，食品盒又何足道哉！万历中，某侍郎收到了辽东都督李如松送来的人参，竟“重十六斤，形似小儿”，如此奇珍，该又价值多少！《金瓶梅》第四十九回描写清河县提刑千户西门庆，为了跟蔡、宋二御史拉关系，请他俩赴宴，一桌酒席竟费了千两金银，真是挥金如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