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危害更大的方面，是吃喝风加速了政风的腐败。明代官俸最薄，《明史·食货六》有谓“自古官俸之薄，未有如此者”。洪武二十五年（1392），更定官禄，正一品月俸米八十七石；从一品至正三品递减十三石，从三品二十六石；余递减，正七品从九品递减五斗，至五石止。自后虽历朝有些变化，但大体视此制为永制。成化初年，米一石折钞十一贯，是一石米仅值二三十钱。显然，如果让官们自掏腰包，那样大吃大喝，一桌饭足以使他们倾家荡产——当然，这还是指只靠俸金生活的清官而言，而有明一代，真正的清官，又有几人哉？再则，成天琢磨吃喝，醺醺然、昏昏然，还有多少心思从政！而有的封疆大吏，为了讨好皇帝，在吃喝上大做文章，更使政风日颓。如弘治时的丘濬，任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政绩尚佳，却挖空心思地制成一种饼，托宦官敬献孝宗，但制法却又保密，致使孝宗食后大喜，下令尚膳监仿制，司膳者做不出，俱被责。对此，连当时的宦官都看不惯，说：“以饮食……进上取宠……非宰相事也！”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当吃喝风在明朝城乡的达官贵人、富商缙绅，甚至小康人家的餐桌上愈吹愈猛之际，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广大贫苦农民，又吃些什么呢？笔者在拙作《一碗粥装得下半部历史》中指出：“如果以稀粥来划分中国的历史，两千年来，不过是大多数人尚有稀粥喝的时代。如果大多数人连稀粥也喝不上，不得不改变现存秩序，争取能再喝上稀粥的时代。”“倘若各种矛盾激化，人祸、天灾交织，农民连稀粥也喝不上，并吃尽了附近的树皮、草根，就会形成庞大的四处觅食的队伍，最终揭竿而起，烧毁‘酒肉臭’的‘朱门’，把皇帝也拉下马，直至在新的王朝中，再回到农村，慢慢安定下来，重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这是历代王朝唱的老调子，明朝不仅毫不例外，事实上更典型。最后，在饥民大军“吃他娘”的喧嚣声中，“忽喇喇似大厦倾”，大明王朝土崩瓦解了。
值得注意的是，吃喝风古虽有之，于今为烈。竟有人一桌饭菜花去三十五万元人民币，真是热昏。而官场吃喝风的蔓延，更使有识者深忧之。据悉，全国一年用公款请客吃喝的花费高达一千亿元人民币！愿三百多年前吃喝风的悲剧结局，使国人有所思有所悟。
不眠忧吃喝，此风何时息！
1993年冬于八角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