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内政作君子,外交当小人》。作者认为,一个国家的政府,主要有两件事要做,第一件事是内政,第二件事是外交。处理内政要以君子思维为主,政府官员、政府政策、国家法律,在对待国民的问题上,要坦坦荡荡;外交要以小人思维为主,在处理对外关系时,要尽可能周旋,据理力争,寸利不让。君子与小人是截然相对的概念,以此来解释国家职能的内外两面,倒是有一点新鲜,也有一点形象。
所谓君子,以前是对统治者和贵族男子的通称,或者妻子称丈夫,后来则主要泛称有才德的人。小人呢?以前还有自谦的意味,后来就是专指那些行为不正派的人了。钱泳《履园丛话》认为:“行仁义者为君子,不行仁义者为小人。”就是说,君子和小人是通过个人的后天行为来区分的。所以他的“君子、小人,皆天所生”,不是说二者先天即有,而是说是一种必然存在,因此,“将使天下尽为君子乎?天不能也。将使天下尽为小人乎?天亦不能也。”龚炜在《巢林笔谈》中也有一说:“多生君子,不如少生小人。”这应该是气话。在他看来:“汉末名士,乃是真名士;宋世儒者,乃是真儒者。汉亡而宋弱,剥床之祸烈矣。”真君子硬是敌不过真小人,龚炜很有些无奈,只有恨恨地道出心中的感慨了。剥床,代称残害忠良或迫身之祸,语出《易经》:“剥床以足,以灭下也。”清朝陈梦雷《周易浅述》曰:“剥床以肤,切近灾也。”又说:“阴祸已迫其身也。”剥床就成了专有名词。
根据人的行为,划分出君子与小人两大行列,只是一个类的划分。实际上在君子或小人的队伍中,也是千姿百态、千差万别的,所以钱泳还说:“君子中有千百等级,小人中亦有千百等级。”于是,“君子而行小人之道者有之,小人而行君子之道者有之;外君子而内小人者有之,外小人而内君子者有之,不可一概而论也”。想一想这个说法很有道理,倘若二者泾渭分明,一目了然,人类岂不是可以肉眼分类?庄绰在《鸡肋编》推荐一首五言绝句,说是可以鉴别“小人之相”:“欲识为人贱,先须看四般,饭迟屙屎疾,睡易著衣难。”认为拿去当样板,“盖无不应者”。老实说,字面虽然不难理解,但除了“为人贱”三个字之外,笔者还真参不透其中的玄机。倒不如同书另载的一件事容易判别:唐太宗赏玩禁中树,说:“此嘉木也!”宇文士及立刻“从旁美叹”,跟着喝彩。太宗乃正色曰:“魏征常劝我远佞人,不识佞人为谁,今乃信然。”在太宗眼里,随声附和者就是小人的一种。
君子、小人既然有“千百等级”之分,就必然有极品产生:极优品或极劣品。周锜《寓圃杂记》载,明宪宗也就是成化皇帝“很知人”,有一天他对通政陈定说:“尚书蛊宽是君子中之君子,甄容是小人中小人。”有一年元宵观灯,成化帝命大臣皆赋诗,诗成,“有钞币之赏”。甄容也来了一首,但成化帝看也不看,说:“汝素不能也。”但也没让他空手,“与饼饵数枚”,不是奖赏,而是“以赧之”。看起来,他的确骨子里瞧甄容不起,可怪的是,周锜说,成化知道蛊宽和甄容如此不同,“然各任其材,曹无废事”,如甄容这种“极劣品”究竟从事什么才合适呢?遗憾《明史》里没有二人的传,使我们无从了解成化帝的判别标准。
《三垣笔记》载,明朝崇祯皇帝即位,侍御倪文焕以附崔呈秀而被削职回家。他的同乡、中书乔可聘去看他,文焕神色沮丧。乔可聘说,别的人不用说了,杨涟、左光斗两人,“以忤珰罹祸,君子也,公纠之,何故?”倪文焕说:“一时有一时之君子,一时有一时之小人。我居言路时,举朝皆骂杨、左诸人,我自纠小人耳。如今看起,原来是两个君子。”倪文焕这是在试图模糊君子和小人的原则界限,以为自己开脱。崔呈秀是什么人?《玉镜新谭》载“恶党之私呼魏忠贤”,别人都叫他“九千岁”,而崔呈秀“直呼为亲父”!后面一则更说他,“其不忠不孝如枭獍,其残害忠良如豺狼,其贪婪淫秽如狗彘”。枭獍、豺狼、狗彘,叠加在一起,崔呈秀是什么货色就很清楚了。当然,我们要依照古人对动物的认识,比如他们认为枭为恶鸟,生而食母;獍为恶兽,生而食父,所以枭獍就是忘恩负义之徒或狠毒的人。同朝梅之焕说:“附小人者必小人,附君子者未必君子”。前面半句用之于倪文焕与崔呈秀,恰当不过。
清代学者王士禛还有一个观点:“待小人宜宽,乃君子之有容。不然,反欲小人容我哉!”在大的原则来看,说得非常在理;但今人一般都是把贪官比作小人,从这个角度看,王的话就不能苟同了。
2005年4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