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9日，韩国汉城市市长李明博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把汉城的中文名称改为“首尔”，“汉城”一词不再使用。为什么呢？李明博说，绝大多数国家都将Seoul按照与英文标记相似的发音来称呼，汉语中的华盛顿、伦敦、莫斯科也都是根据这些地名的固有发音来标记的，只有汉城的中文名称一直沿用古代的叫法。汉城市经过一年多的意见征求，确定用新的中文名称“首尔”取代“汉城”。理由听起来很充足。不过按徐友渔先生的分析，韩国人此举有着深层的民族心理原因，因为汉城是我们的祖宗给取的名，他们听着不舒服，这是想彻底抹去自己历史上曾经是他国附庸的心理。
名字是一种符号。一个沿用多年的名字改了，总是有缘由的。明朝时，洪武皇帝常“命吏部铨次各处所举儒士及聪明正直之人，皆授以官”。有个叫吴沉的被推上去了，本来是件好事，偏偏经办的人糊里糊涂地把吴沉的名字给改成了“吴信仲”，沉字濬仲，也跟信仲不搭边。授翰林院待制后，吴沉对修撰王厘说：“名误不更，是欺罔也。”要在金殿上说明实情。王厘说恐怕皇上会发怒吧，吴沉不听，“牒请改正”。朱元璋高兴地说吴沉：“诚悫人也。”悫，谨慎、诚实意。这个评价有点莫名其妙，跟诚实与否怎么扯得上？要我看，吴沉先前不忙着改，到有了位子再“算账”，恰恰体现了其狡猾的一面。当然，吴沉也有可书的一笔。《明史》上说，嘉靖九年“更定祀典”，对孔子改称“至圣先师”，就是吴沉的作用，他曾经“著辩”，认为“孔子封王为非礼”，后来的人们乃相沿其说。
唐朝有位蒋乂，本名蒋武，他的改名是试图显得自己很伟大。唐宪宗召见他时，他说：“陛下已诛群寇，偃武修文，臣名于义未允，请改名乂。”这种改名，恐怕是出于蒋氏的灵机一动，但很得宪宗的欢心，“忻然从之”——恐怕也没有必要反对。《旧唐书》云：“时帝方用兵两河，乂亦因此讽喻耳。”就是说，人家有兵谏、笔谏、尸谏等等，蒋乂则是改名谏。有没有效果，史书未说，但我们不难认为：不可能产生任何效果。有话不明说，玩这种春秋“改名”法，宪宗明白是怎么回事没有，还是个疑问。
隋朝长孙览的改名不是出于自愿，而是出于皇帝的意旨。他原名长孙善，“有口辩，声气雄壮，凡所宣传，百僚属目”。北周武帝宇文邕在藩的时候就很赏识他，继位之后更对他说：“朕以万机委卿先览。”因此赐长孙善为长孙览。隋代北周之后，长孙览一样很吃得开，至于文帝杨坚向他许诺：“朕当与共享终吉，罪非谋逆，一无所问。”那意思是说，只要长孙氏不造反，不管犯了什么事，隋法都将对他网开一面。在两个朝代里都是皇帝的红人，长孙览的品格是值得质疑的。我想，杨坚要是有兴趣，把他改成长孙别的什么，他同样会欣然接受。
最喜欢改名的人，恐怕要推短命新朝的建立者——王莽。他这个人不仅喜欢改官名，而且喜欢改地名。秦汉奠定的官僚帝国体制框架，被他依照《周礼》全然颠覆，官制官称当然也弄得“焕然一新”，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四辅、三公、四将、四少秩、四羲和，名目“古怪”而繁多。他改地名又到了什么程度？郡县之名以符瑞改者数百，且尽量使用“嘉名”。“岁复变更，一郡至易五名，而复还其故”，改了半天，还是回到原来。他这种改，不是像今天的县改市、市改区，改改后缀；他是干脆不叫这个了。但改得太频繁，把百姓弄得很糊涂，根本记不住，于是“每下诏书，辄系其故名”，就出现了类似这样可笑的文字：“制诏陈留大尹、太尉：其以益岁以南付新平。新平，故淮阳。以雍丘以东付陈定。陈定，故梁郡。以封丘以东付治亭。治亭，故东郡。以陈留以西付祈隧。祈隧，故荥阳。”王莽喜欢改名，当然也是有理由的，那是缘于他的复古癖，按他的观点，恢复了《周礼》的那套，“制定则天下自平”。而用钱穆先生的话说，“王莽的政治，完全是一种书生的政治”(《国史大纲》)。
据说，康熙皇帝的一个笔误，把杭州灵隐寺硬给改成了云林寺。虽然那块御书的牌匾至今还挂在正殿之上，但云林寺充其量只是添的“又名”，人们仍然叫它灵隐。前两年，柬埔寨首相“洪森”的中文名字曾改为“云升”，后来，他们的首相办公厅又正式发布公告，要求统一用回过去的。当初改名图的是吉利，但吉利之余，麻烦却大，国内国外莫不以为柬埔寨换了新首相。最麻烦的是，在政府部门颁布一些具法律效力的文件中，时而把首相称为“洪森”，时而又把他称为“云升”，他们担心，容易引起一些法律上的麻烦。“汉城”改成“首尔”之后，不知道会不会面临同样的问题。
2006年1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