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开拍的电视剧《白门柳》有没有拍竣并播出，我没大留意，但那部戏的主人公是传奇女子柳如是不会错。早两年还有一部《魂断秦淮》，演绎的也是柳如是。柳的知名，在当时凭借其美貌和才华；在后世，凭借的则是陈寅恪先生煌煌80万言的《柳如是别传》。实际上，这部著作如同它的原名《钱柳因缘诗证释稿》一样，十分难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严耕望先生认为：“除了研究先生本人及钱谦益、柳如是者之外，要读、必须读的人也不会多，因为论题太小，又非关键人物。”不管怎么说，如果没有陈寅恪先生的介入，“才学智侠”俱全的柳如是，终究可能离不开“秦淮八艳”之首的历史定位。
陈寅恪先生为什么费时十年、穷晚年几乎全部精力去研究柳如是，是一个众说纷纭的问题。1961年，吴宓先生远道来访，陈寅恪先生赋诗一首，内有“留命任教加白眼，著书惟剩颂红妆”之句，后人乃不免从字面上作出结论。小说家言不必说了，特别推重“史学二陈”(陈垣、陈寅恪)的严耕望先生也是如此。然吴宓先生说：“寅恪之研究‘红妆’之身世与著作，盖藉此察出当时政治(夷夏)、道德(气节)之真实状况，盖有深素存焉，绝非清闲、风流之行事。”蔡鸿生先生认为，这是对《柳如是别传》的撰作意旨最真切、最平实的评价。从陈寅恪先生1935年研究武则天开始，到秦妇、崔莺莺、杨贵妃、韦丛、琵琶女、陈端生，再到柳如是，蔡先生按照编年顺序，开列了陈寅恪先生史学中的“红妆”系列，因此得出结论：晚年陈寅恪先生“著书惟剩颂红妆”，并非孤鸿落照，意味着从政治史和制度史的前沿作出无可奈何的退却，亦决不可与自娱式的“文儒老病销愁送日之具”等量齐观，而是来自他的文化使命感，他把柳如是当做理想化的人格标本，追寻那种他惟恐失落的民族精神(蔡鸿生《仰望陈寅恪》)。清代袁枚的一个结论掷地有声：“伪名儒，不如真名妓。”就人品而言，钱谦益正属于那种“伪名儒”，而柳如是正属于那种“真名妓”。
的确，如果单单研究钱柳的“因缘”——所谓婚姻的缘分，是没有多大价值的，陈寅恪先生将书名改成《柳如是别传》，正考虑到钱虽是江左文坛盟主，但无论才识人品都不如柳(吴定宇《学人魂·陈寅恪传》)。《柳南随笔》载，钱谦益娶了柳如是后，“特筑一精舍居之”，名舍曰“我闻室”，概因柳字如是，而《金刚经》里有“如是我闻”的句子。有一天，两人对坐，钱目注柳，柳问，你爱我什么？钱答：“爱汝之黑者发，而白者面耳。”接着反问，那么你又爱我什么呢？柳答：“即爱公之白者发，而黑者面也。”此语即出，“侍婢皆为匿笑”。这虽然是柳如是的戏谑之词，但一个25岁的如花似玉的姑娘，面对一个60岁的、按当时标准绝对已经步入暮年的老头子——用李后主的话说，到了“风情渐老见春羞”的年纪，而且其元配尚在世，讲出这样的话未必不是抒发感慨。侍婢们偷偷地笑，是有道理的，反映了大众传统的也是素朴的婚姻价值取向。后主全诗为：“风情渐老见春羞，到处销魂感旧游。多谢长条似相识，强垂烟态拂人头。”人到了“见春羞”的年纪，“感旧”是本能的，“销魂”则宜审慎，老了还想着“到处销魂”的李后主，先前丢掉江山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大唐新语》里有一个故事。神童贾嘉隐七岁时被召见，“时太尉长孙无忌、司空李于朝堂立语”，李戏之曰：“吾所倚者何树？”嘉隐说松树。李曰：“此槐也，何忽言松？”嘉隐曰：“以公配木则为松树。”长孙无忌也问：“吾所倚者何树？”嘉隐这回说是槐树。无忌曰：“汝不能复矫对耶？”嘉隐应声道：“何须矫对，但取其以鬼配木耳。”贾嘉隐固然展示了其神童才智的一面，但也同时表明，贾嘉隐小小年纪就已谙熟了传统文化在评价问题上的双重标准。所谓评价的双重标准，就是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不同的人的身上——比如好人和坏人、普通人和名人，能够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安禄山起兵之时，唐玄宗71岁，杨贵妃36岁，这两个人的荒诞之事，因为白居易《长恨歌》等的渲染，成了轰轰烈烈的爱情。但陈寅恪先生告诉我们当不得真，他说，“唐人竟以太真遗事为一通常练习时文之题目”，比的就是谁能妙笔生花，所以在《长恨歌》之前，“故事大抵尚局限于人世，而不及于灵界”，正因为“此故事既不限现实之人世，遂更延长而优美”(《元白诗笺证稿》)。
清人王弘撰批评汤显祖的《牡丹亭》：“吾不知《还魂记》(《牡丹亭》全名《牡丹亭还魂记》)所讲之情为何情也。”你可以不认同王弘撰的观点，但对人们交口称赞的作品，以当时社会主流的(圣门)标准衡量之，不失为一种冷静的态度。
2005年1月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