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日子，微博上有许多人在转郑念（1915-2009）晚年的照片，她有一双老年人罕见的、幽邃又晶亮的眼睛。时光自然也磨蚀了她的容颜，但老太太夺目的美丽，透过岁月的烟尘，依然清晰地浮现出来，惹得人人惊叹。
郑念原名姚念媛。她父亲曾留学日本，后任北洋政府官员。徐凤文在“天津：当浮华已成往事”一文提到，1931年，她在天津南开女中念书时，曾四次登上《北洋画报》封面。郑念后来毕业于燕京大学，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留学英国，就读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在学校认识大她五岁、正在攻读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郑康祺。他们结婚并完成学业后，抗战已爆发，两人1939年来到战时陪都重庆，郑康祺任职于外交部，后被派驻澳大利亚。他们的独生女儿郑梅萍于1942年在堪培拉出生。
1948年秋，郑念夫妇回国。上海解放后，他们留在大陆，郑康祺曾担任市长陈毅的外交顾问，后出任英国壳牌石油公司上海分公司总经理。壳牌石油是1949年后唯一留在大陆的西方石油公司。1957年，丈夫患癌症去世，郑念担任英籍总经理的顾问，有时代理总经理，直到“文革”前夕壳牌石油公司撤出大陆。
在五六十年代，像她家这样完全维持了旧日生活方式的家庭，寥寥无几：跟外国友人往来，有男女仆人和厨师，生活精致优裕，家里陈设明清古董，穿旗袍而不穿解放装——她的英国朋友说，她家“是这个色彩贫乏的城市中一方充满幽雅、高尚情趣的绿洲”。这种既优越也不乏张扬的生活方式，在越来越无产阶级化的上海，即便是作为统战对象，仍然显得太与众不同，可能也令某些人侧目。
除了丈夫过早离世，郑念作为学生、外交官夫人和外资企业高级职员的前半生，基本上是风和日丽、水暖花香的。“文革”浩劫，彻底摧毁了郑念的生活，她沦为单身牢房的阶下囚，遭监禁数年，在上影厂当演员的独生女儿也被迫害致死。1973年出狱后，她住在上海太原路，虽然处境与狱中比已有天渊之别，但她仍被暗中监视。著名学者朱大可少年时代曾与她在太原路相邻，他还清楚地记得，郑念的风姿绰约、孤寂高傲以及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戒备眼神。
1980年，郑念离开上海前往香港，后来定居美国。临走前，她按自己“文革”前立的遗嘱，将收藏的文物捐献给了上海博物馆。1987年，郑念出版英文版回忆录《上海生与死》（Life and Death in Shanghai），轰动英美文坛。这是最早在海外出版的讲述“文革”中个人遭际的作品。1988年，程乃珊与母亲潘佐君将其译成《上海生死劫》一书，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首印五万册，很快销售一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