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起“新启蒙运动”，使陈伯达在“中国思想界上有点小名”；对王实味开展大批判，使陈伯达在延安崭露头角。陈伯达的名字第一次引起全中国的注意，甚至引起国外的关注，那是1943年7月21日，延安《解放日报》从第一版起，刊出陈伯达的长文《评〈中国之命运〉》。
《中国之命运》是一本什么书？蒋介石的“名著”也！这本书成了国民党统治区“人人必读”的“政治圣经”，是大中学校“最重要的课外读物”，是各级教育部门的“正规考试课目”。
《中国之命运》是在1943年3月10日出版的。据透露，此书乃“国民党顾问”陶希圣为蒋介石捉的刀。
陈伯达所写的《评〈中国之命运〉》，虽以个人名义发表，但行文处处以“我们共产党人”的口气，况且又是在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头版头条刊出，势必被认为是中共对《中国之命运》的抨击，理所当然引起全国的关切。
1980年美国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毛主义的崛起：毛泽东、陈伯达及其对中国理论的探索（1935~1945）》的第八章，详细论及《中国之命运》及《评〈中国之命运〉》。作者怀利（Raymond.F.Wylie）是美国里亥大学国际关系助理教授。他在书中指出：
（国共）双方最后争取人心的一场斗争于1943年春在思想战线上展开了，1946年扩展到军事领域，以1949年共产党取得席卷全国的胜利而告终。
蒋介石同毛泽东一样，也深知思想领域里斗争的重要，但总的说来，他远不如对手运用得有效。可是蒋抢在共产党前面，在1943年3月10日出版了他的名著《中国之命运》，同时在全国发动一场大规模思想运动，以宣传这本书和国民党主义……
《中国之命运》阐明了国民党的立场：“抗战的最高指导原则唯有三民主义。抗战的最高指导组织，唯有中国国民党。”蒋以此表示自己追随孙中山，但欣然以新的国父和群众的导师自居。他声称：“中正身当我中华民国独立自由重新发轫之初，抚今思昔，策往励来，特陈述我国家民族百年的经历，指出我国家民族今后的方向……愿我全国同胞共同体察而力行之。”
一位有经验的研究中国现代史的学者指出，蒋在出版《中国之命运》作为教科书的同时，兼任重庆国立中央大学校长绝非巧合。蒋介石既然身为中国政治领袖而遵循“古风”，就必然会追求“由英雄进而成为圣人”……
国民党刚发起一个宣传运动以配合《中国之命运》的发行，就又发生了一件加剧国共两党紧张关系的事件。这就是共产国际在5月15日宣告解散。共产党当然知道国民党发动这场宣传运动的意义，当时曾授权陈伯达等中共主要论战家对蒋介石这本书中的主要观点作出官方评论。
诚如怀利先生所言，陈伯达的《评〈中国之命运〉》被视为“官方评论”，因此不仅大大提高了陈伯达的身价（“中共主要论战家”），而且使陈伯达的文章广泛地引起重视。
我请陈伯达回忆《评〈中国之命运〉》的写作经过。他的回忆，第一次披露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内幕，现根据录音整理如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