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炳然终于倒了大霉。那是1942年10月，王实味一案“扩大”，变成了“反党五人集团”——王实味、成全、王里、潘芳、宗铮。
出面整于炳然以及王实味那“反党五人集团”的是康生。那时，陈伯达开始与康生“合作”。
戴晴在《王实味与〈野百合花〉》一文中，记述了康生怎样与陈伯达联合起来斗于炳然和“反党五人小集团”的——
“反党五人集团”的成员分属三个单位，怎样捏在一起呢？还是看康生自己的话：
这个斗争策略性很强，我们用了列宁主义策略原则，争取多数，打击少数，各个击破。我们一个一个地斗，这是个策略。不仅没有斗潘芳，反而给升官，那时考虑成全、王里，认为不好斗，因为政治研究室毫无群众赞成，支部会不敢开，一开就下不了台。
但这点小困难能难倒康生么？他找了一个叫于炳然的当突破口。康生说：
于在枣园，枣园群众有把握。斗于炳然，再斗成全、王里，打了一个迂回。
但群众还没有起来，和王实味也没有联上。面对这种情况，康生自有办法：
群众没有觉悟怎么斗？就想了一个办法，号召了一下检查领导。陈伯达的领导大概有问题，检查检查群众起来了。后来把陈伯达说服了一下，说你到枣园休养，怎么骂你，得不到我们的信，你别回来。开了五天会，不讲成全、王里的问题，只讲陈伯达的问题，把陈伯达骂得狗血淋头……到第五天他们夫妇两口破口大骂陈伯达，从上午骂到下午。骂什么问题？骂出一个人性论来。这时群众听了，对，你和王实味一样，怎么把王实味的人性论骂出来了？……这时斗争又从政治研究室回到中央研究院，打了一个迂回。这样给潘芳、宗铮戴上托派分子帽子……七斗八斗才慢慢搞到政治问题。斗争很迂回、很细密……
那时的康生，比陈伯达“大”得多，身兼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调查研究局情报部部长、党与非党干部审查委员会主任、指导整风运动的中央总委副主任等一系列要职。在康生的操纵下，整倒了王实味，整倒了“反党五人集团”，整倒了于炳然，为陈伯达出了一口气。
陈伯达趾高气扬了。1942年10月30日，中央研究室和政治研究室召开整风联合大会，会议的主角是陈伯达，他作了关于党内生活的发言。据当时的报道，陈伯达的发言内容为：“强调自从反王实味的座谈会以后，托派这种反革命的叫嚣，是被党内外的大众压服下去了。但是要根本粉碎托派反革命的‘人性论’及其利用的平均主义的幌子，还要我们继续努力。并且要避开个人和生活是非，更多地关心政治的是非，一方面要广泛地集思广益，另一方面必须有不断的自我反省。”
本来，有人曾向组织上反映陈伯达的托派问题，也有人反映他的被捕问题，与张贞的关系问题，以至起草过孙文主义学会宣言等问题。由于陈伯达在运动中成了“红人”，成了“反托英雄”，加上康生为之庇护，他也就在大大小小的会议上做起报告来，口口声声要“粉碎托派阴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