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出版后，延安也有了。毛泽东主席看了，笑着对我们几个“秀才”说：“蒋介石给你们出题目了，叫你们做文章呢！”我领会毛主席的意思，是要我们写反驳的文章。我写《评〈中国之命运〉》是毛主席的话启发了我，我才有写那篇文章的想法。
我一口气写了三天三夜（当然要吃饭，也略有休息）。我一面写，一面哭，我太激动了，因为极大义愤吧。我以前写过许多文章，从来没有这么激动过。
我不知道这篇文章将以什么名义发表——作为《解放日报》社论呢，还是评论员文章呢——所以我没有署自己的名字。文章的原标题是《评蒋介石先生的〈中国之命运〉》。
写完以后，我马上给毛主席送去。当时，毛主席住在枣园。记得，送去的时候，毛主席正在休息，我不敢惊扰他，就把稿子留在他那里，回去了。
毛主席起来后，就看我的稿子，一口气看完，然后在原稿上添了好些极尖锐、精彩的句子，并署上我的名字。
第二天早上，毛主席派人把我找去。毛主席把稿子给了我，上面写着他的批示：“送《解放日报》发。”
稿子送到《解放日报》，报社领导同志看了，觉得有些地方说得太厉害了。另外，这篇文章势必会在国民党统治区引起震动，一定要请负责那里统战工作的周恩来同志过目。
正巧，周恩来同志刚从重庆回来。毛主席召集了一个小型的中央会议，周恩来也参加了，讨论我的文章。经过讨论，作了些小的改动，题目改为《评〈中国之命运〉》。
在1943年7月21日《解放日报》上发表。周恩来还指示，用内部电报把文章拍送重庆，在国民党统治区印小册子发行。
此文发表后，蒋介石发出一个内部通令，严禁这个小册子，并叫我做“陈逆伯达”。
其实，写这篇文章，不是我自己的功劳，是党的工作。如果说有功劳的话，那是党的功劳。
我确确实实是这样认为的：如果没有毛主席启发我，没有毛主席的支持，就不会有这篇文章。如果我不去延安，也不会有这篇文章。在党的领导下，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我才有可能写出这篇文章。
《评〈中国之命运〉》是陈伯达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之一。我问他文章中哪些话是毛泽东加的，他说手头已经没有书了，记不清毛泽东所加的话。不过，文章开头关于陶希圣的一段，是毛泽东亲笔写的，这一点他记得很清楚。他说：“毛主席加上去的话，气魄比我大得多，非常深刻，非常有力，我是远远比不上的。”
我查到了1945年9月由新华书店晋察冀分店所印的《评〈中国之命运〉》单行本，开头那段毛泽东所写的话，果真非同凡响：
中国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先生所著的《中国之命运》还未出版的时候，重庆官方刊物即传出一个消息：该书是由陶希圣担任校对的。许多人都觉得奇怪：蒋先生既是国民党的总裁，为什么要让自己的作品，交给一个曾经参加过南京汉奸群、素日鼓吹法西斯、反对同盟国，而直到今天在思想上仍和汪精卫千丝万缕地纠合在一起的臭名远著的陶希圣去校对呢？难道国民党中真的如此无人吗？《中国之命运》出版后，陶希圣又写了一篇歌颂此书的文章，《中央周刊》把它登在第一篇，这又使得许多人奇怪：为什么《中央周刊》这样器重陶希圣的文章？难道蒋先生的作品非要借重陶希圣的文章去传布不成？总之，所有这些，都是很奇怪的事。因此，引起人们的惊奇，也就是人之常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