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济泽，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院长，一头白发若根根银丝，我见了他总称他为“温老”。笔者曾多次访问过他。
延安时期的温济泽，人称“小温”。这个“小温”笔头颇勤，他在1942年6月28、29日连载于延安《解放日报》上的《斗争日记——中央研究院座谈会的日记》，是迄今不多见的真实记录斗争王实味的历史文献。
现摘录其中一部分与陈伯达有关的内容：
（1942年）6月4日，礼拜四。
今天中央政治研究室和文抗来旁听的人很多，大礼堂的窗台上也坐满了人。开会的铃声响了，几百双眼睛发出来的视线，射在从左面大门走过来的王实味底身上。今天是王实味第一次出席我们的座谈会。
在李宇超和潘方两同志发言之后，轮到王实味发言了。他低沉地说：
“……我郑重地严肃地撤销我前天在变态心理下对党委提出来的要求……是我所尊敬的几个朋友底‘爱’感动了我。”
“你底政治生命是由朋友底‘爱’决定的么？”一个同志提出了质问。
“我今天认为超阶级的‘爱’和‘恨’是不存在的了……”他接着说，“刚才李宇超同志说我是托派，我自己也不知道，我过去不知道政治……你们看我在《中国文化》上写的关于民族形式的文章，就可以知道我底统一战线的立场站得很稳……哪里会有托派思想？”
“你不应该说谎！你是常和我谈到托派问题的，你现在还认为苏联有托派，说苏联的托派不是法西斯匪帮的走狗，而是反法西斯的。”一个同志起来质问。
“你也对我说过同样的话。”又一同志起来质问。
“我说过的话我一定承认。是的，我说过：我对托匪进行小组织活动，反对斯大林，是很痛恨的。现在看到他们与苏共团结在一起反对法西斯（？），我又很感动。”——“你根据什么事实说苏联还有托派？说托匪是反法西斯的？”又是一个质问。
在王实味接下去的发言中，他承认他在1929年，开始与托派来往，替托派翻译过《列宁遗嘱》（被托派修改过）《托洛茨基自传》两章，还在托派刊物上发表过小说。一直到1936年，他还与托匪陈清晨通过信。一直到今天，他对陈清晨、王文元（王凡西）等托匪分子仍念念不忘，仍觉得他们底“人性”是好的。
“……我认为托派对立三路线的批评是正确的。（“胡说！”）……我看到了‘八一宣言’，觉得和托派的国民会议的主张差不多。（“胡说！”）……看到了鲁迅答托派书，我才站到统一战线的立场上来。”
大家对他这种毫不承认错误的态度和公开宣传托派理论的行为非常愤怒，要求他明确答复问题。“你为什么说苏联清党时，有好些人是可以从敌人争取为同志？斯大林的性情太粗暴了？”
对于斯大林同志的污蔑，又激起会场的义愤。
“你和托派的关系，在一起到延安时，为什么不立刻忠实地向党汇报呢？”
“我初到延安，觉得到处受人歧视……我一直到（一九）四○年，在民族形式问题上批评陈伯达，和他论争，他骂我是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的意见，假如他再骂我是第四国际，那还得了么？为着站稳脚跟，我才未把我与托派的关系报告组织部。”
说到这里，他大骂“陈伯达是宗派主义”，主席团制止他发言……
温济泽当时所公开发表的《斗争日记》，把陈伯达如何挑起这场对王实味的“战斗”，写得清清楚楚。
当王实味在“座谈会”（实际上是批斗会）上向陈伯达反攻时，“主席团制止他发言”。这时的陈伯达，已经占领了有利的地位。从1942年4月13日起，陈伯达跻身于“中央直属系统学习委员会”，成为21名委员之一。这个委员会由康生、李富春领导，委员有柯庆施、王首道、李六如、王鹤寿、李克农、方强、邓洁、汪金祥、曹轶欧、曾固、徐以新、方仲如、冯文彬、傅连暲、王若飞、乔木、郑汶、陈伯达、蔡畅、王林、吴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