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他紧接着却又说：
这次实味同志写了一篇《文艺的民族形式短论》，牵涉了我，又迫得我不能不写一篇东西。因为实味同志的文章就要发表，而我又有别的事情要做，没有工夫在文章系统或文字上推敲，随想随写，不免拉杂，只能请原谅了……
如此这般“随想随写”，陈伯达竟写下17条意见，逐一与王实味争论，批驳王实味的批评。
本来，陈伯达与王实味的争论——王实味的批评与他的反批评——纯属学术争论，可是，在陈伯达看来，王实味对他的批评显然是对他的一次挑战。弄得不好，直接影响他在延安思想理论界的地位。为了制服对手，陈伯达使出了“杀手锏”——把对手跟“托派思想”挂起钩来。
须知，在1940年代的延安，托派是反革命的同义词，足以置人于死地的。
据陈伯达自云，他当时并不知道王实味其人是托派（当然也很可能陈伯达从某种渠道得知这一重要“信息”而故作糊涂——只是如今已很难确切“考证”了），而他的反击竟击中了王实味的要害！这种政治舞台的格斗术，非常微妙……
延安正在紧张地“肃托”，在那样紧张的气氛中，大约是王实味认为陈伯达的反击有来头，用王实味自己的话来说，“为着站稳脚跟，我才把我与托派的关系报告组织部”！
王实味跟托派，确实有点“暧昧”关系：他与托派有过接触，翻译过托洛茨基传，也曾为托派翻译过列宁的遗嘱。本来，翻译列宁的遗嘱，怎么也上不了“纲”。但是，列宁正是在遗嘱中把托洛茨基和斯大林一起称为“当前中央委员会杰出的领袖”；列宁还说：“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这么一来，翻译列宁的遗嘱，也成了“严重问题”，与那“托”字挂钩了——尽管那是货真价实的列宁的遗嘱！
王实味的“尾巴”已经捏在别人手里了，而他偏又把心中的愤懑泄诸笔端，在1942年3月13日、23日《解放日报》发表了那篇《野百合花》，又在中央研究院的壁报《矢与的》上写文章冒犯了该院领导。
于是，王实味成了整风运动的靶子，一场大批判终于降临到他的头上……
在延安《解放日报》，光是从1942年6月9日到6月17日，就接连发表了八篇批判王实味的文章——其中作者不仅有陈伯达，甚至还有丁玲：
6月9日 《论王实味同志的思想意识》 范文澜
《“艺术家”的“野百合花”》陈道
《继〈读“野百合花”有感〉之后》伯钊
6月10日 《政治家与艺术家》蔡天心
6月15日 《关于王实味》陈伯达
6月16日 《从鲁迅的杂文谈到王实味》周文
《文艺界对王实味应有的态度及反省》丁玲
6月17日 《彻底粉碎王实味托派理论及反党活动》张如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