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早在进入权力关系之前，他在想象中已经把自己当作权力游戏中的一方了，他就生活在某种想象之中，把想象当作入口，从而进入一个想象的世界。他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满腹经纶、出口成章，和历史上的那些圣贤对话，替逝去的和当今皇帝着想，头脑中考虑的都是国家社稷大事，为之夜不能寐、食不知味，“为伊消得人憔悴，衣带渐宽终不悔”，心里唯独没有他自己。借用马克思的表述，这种人把一些完全不属于自己的思想感情当作了自己“真实的出发点”，而作为真实的个人、有血有肉的个人的存在，在一片云山雾罩的高词大语中，被一笔勾销了。而且这种勾销越彻底，将个人掩埋得越深，便仿佛离某个目标越近。在这个意义上，某种屈辱不是实际上卑微的社会地位造成的，而是他对自己的如此惩罚，将自己放在一个需要自我隐匿的位置上，把自己当成了需要销毁的对象，如同罪犯一般。他脸上始终挂着的罪犯般的表情，时时在提醒人们，这个人还有尚未来得及藏起来的东西。他继续像耗子一样匆匆掠过人群，惊恐地寻找安身之所。同时这种隐藏的行为，也是需要深深地隐匿起来的。最成功的隐匿是替换、置换，把各种各样遥不可及的、与自己没有切身关系的东西，说成恰好是自己所想的、所拥有的、所投入的。用普鲁斯特的《在斯万家那边》开头的话来说：凡不是我自身的东西，土地、事物，在我看来都更宝贵、更重要、具有更真实的生命。
他把自己的生命和意志交了出去，他和那个神秘的最高意志之间便有了一份看不见的契约，他和它之间休想有谁能够插进脚去。他每次上香供饭，别人都不得插嘴或者插手。他后来的生活分为明和暗两个部分，后者指的是耐心地等待那个神秘意志垂青于他，前来召唤他、重用他，把他推到某个关键的位置上去，将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交到他的手中。尽管这项等待漫无尽头，但是他毫无怨言，他不能对那个至高无上的意志说什么。在明确了这一点之后，他感到轻松起来，他的生活从此可以变成一桩桩权宜之计、一个个大大小小找得出来的借口，而且理由都充足得很，振振有词，落地有声，如同在阳光下一样明亮耀眼，经得起推敲——我没有什么个人意志，我所做的无非就是替你们服务，我替你们着想，替大家和每个人着想，这有什么过错？他把他自己弄成了一个“代理人”。他每天打开大门，迎接每一位前来求助的人，他把他们每一个人都当成了来自那个最高意志身旁的不同使者，是前来询唤他、支使他，也是拯救他的。这让他的生活充满意义。于是他整天像陀螺似的被抽得飞转，忙忙碌碌，事无巨细，且走到哪里都像个钦差大臣，带着某个最高指示，而不远处还有别人正等着他去传达。他必须场场出席，以完成必要的手续和仪式。他永远生活在某种“不得已”“不由自主”当中，左也是为难，右也是为难。他这个人所有的真理都掌握在别人手里，是别人手中已经上好了的发条，他只是将它们如期释放出来。每次替别人完成一件事情，他都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他自身变成一个越来越难以承受的重负，于是他只有把自己更彻底、更迅速地推出去。但问题是，如果这个人不习惯了解自己的欲望，他怎么可能把握别人的欲望，知道那就是真实的、别人正好需要的？他只是以一种想当然的方式去迎合和替别人包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