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得的第一部电影是革命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杨子荣拿着一根马鞭跳来跳去，穿林海过雪原，深入虎穴，唱个没完。呼和浩特中药厂的黑白电视机很小，可能只有九英寸。这也是我第一次看电视，我大概五岁，兴奋那是当然。呼市一家电影院，可能是我记得的第一家电影院。我和父亲坐在楼厢。我们看的朝鲜电影《卖花姑娘》，彩色宽银幕。地主很坏，贫农小姐妹很可怜，我只记得这个。等我稍大，我才知道这部电影让中国观众（尤其女观众）哭成泪人。他们下一次哭成泪人，该是一九八○年代那部台湾煽情片《世上只有妈妈好》。
我在呼市住了十个月，吃过一次米饭，又白又香。看电影的次数，比吃米饭多不了几回。小男孩都爱画画。电影院我百画不厌。构图单调，永远一幅银幕（有时宽有时窄），排排座椅和人头，一束白光由下至上射到银幕上（我居然晓得透视）。父亲大概专门带我看过放映间，我也爱画放映机和白光射出的神秘小窗口。电视机是另一大画题：边角椭圆的屏幕，甲虫似的两根天线。我是吃得饱穿得暖的新中国儿童。不论银幕还是屏幕，我爱画上一个天安门，城楼上方闪着金光。暗无天日这个成语，很小我就学会。电影中（还有连环画里）的旧社会总是阴天，穷人骨瘦如柴，地主脑满肠肥。
革命样板戏无处不在。我跟祖母住在上池北街小院堂屋。站上祖母大床，我爱模仿《沙家浜》的新四军指导员郭建光。头上一顶军帽，手里一支木头驳壳枪，腰缠一根皮带，我的面前就是芦苇荡；红光满面的英雄站在船头，一边唱一边亮相，大人一阵喝彩。堂屋后面，厨房横梁悬了一个竹篮，扑满灰尘油污。有天，祖母用晾衣钩把竹篮取下来找东西。一册残破的电影连环画让我欢喜。隔壁二婆婆颤着小脚过来：“这是梁山伯与祝英台，都是封建糟粕。”越剧版的“封建糟粕”我翻了又翻，稀奇那些古装。我也爱翻祖母鞋样，她用“文革”前的电影画报剪成：苏联电影剧照残缺不全，赫鲁晓夫少了一条胳膊。
“封资修”都已打倒。“越南电影飞机大炮，朝鲜电影又哭又笑，罗马尼亚电影搂搂抱抱，中国电影新闻简报”。不论学生专场还是露天电影，正片之前常有《新闻简报》。这是银幕版《新闻联播》。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怀仁堂亲切会见外宾。红太阳一上镜头，观众就会鼓掌。眼光凶狠的革命后代潘冬子砍死阶级敌人胡汉三，观众也会鼓掌。上池北街附近几个大单位都有礼堂，也放露天电影。生产军用被服的五○二厂稍远，省邮电管理局和省公安厅最近。吃过晚饭，我会跟着邻居伍大郎或小明叔叔，抬着高板凳去公安厅或邮电管理局的篮球场占位子。《南征北战》《英雄儿女》我们看了无数遍。有天晚上还是《南征北战》，放了一半下起雨来。银幕淋湿，还有不少观众撑着雨伞披着雨衣在看。
看电影的记忆，若有珍贵之处，那也只是我对电影和电影院的着迷。但我慢慢长大，不再把电影院画个没完。有一年，父亲回来探亲，带我和祖母去祠堂街四川电影院看刚刚上映的《青松岭》。新片向来紧俏。走到电影院，父亲指着售票窗口说：“没票了。我们只有回去。”我急得快哭，哪晓得父亲逗我，票早买了。上池北街谁家都没电视机。郭叔叔住在院子门口靠街，不知从哪里借了一台黑白大电视回来。天还没黑，左邻右舍已在院内摆好架势，附近街上也有居民来凑热闹。电视就快开播，治保主任和街道积极分子来打招呼，借口老旧的公用电表不堪负荷，不准在院内聚众放电视。有人眼红，打了郭叔叔的小报告。大家只好散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