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六年后，“文革”前的电影重新上映。《南征北战》回归《孟良崮之战》，《英雄儿女》回归《上甘岭》，《闪闪的红星》回归《小兵张嘎》，虽然换汤不换药。每天都像电影节。邮电管理局礼堂水泄不通，公安厅的露天电影人头涌涌。一九四九年以前的中国电影也能看到，虽然只限左翼电影；旧社会原来不是每天阴天。除了苏联电影，还有“进步”的欧美电影。我和几个同学跑去四川医学院礼堂看了卓别林的《摩登时代》，这是我看过的第一部美国电影。《刘三姐》和印度电影《流浪者》重映时，邮电管理局礼堂门口，乱得就像后来的春运火车站。隔壁易孃孃在邮电管理局当保管，不管座票站票，总能拿到几张电影票。不是每次我都有份。有时，易孃孃会把我带进礼堂，她认识管理局保卫处的干事。
这些电影仍然“干净”。要到日本电影周，万恶的资本主义才真正开始腐蚀中国观众。《望乡》拍的是南洋日本妓女的悲惨遭遇。最初上映，妓院场面据说很少删剪。我和小明叔叔跑去四川电影院，售票窗口一片疯狂，人挤人，人叠人，根本挤不进去。没过几天，《望乡》暂停上映。等到重映，电影已很“干净”。对着一列大日本帝国海军，妓院老板吼着“五块钱五块钱”，但你接下来什么也没看到（很多年后，我买来《望乡》影碟，补看了那几分钟肉戏）。土耳其电影《除霸雪恨》引来另一轮疯狂，没过几天，也跟《望乡》一样暂停上映。重映版还能看到身穿比基尼的丰满少妇，强暴一场却被剪掉。但是大小观众仍然兴奋。“五块钱五块钱！”回到学校，十二三岁的男孩子纷纷嚷着，蒙昧而快乐。
伍大郎家在我们院里最先买了电视机：九英寸的凯歌牌黑白电视机。我很高兴，就像自家买的。电视不如电影过瘾，但有音乐会、电视剧和电影院看不到的最新译制片。伍家订的《四川广播电视报》我读得仔细，每周要看的节目我都用笔做了记号。一九八二年，我父亲从呼市回成都定居。他爱听广播，订了省市广播电视报，还订了中央广播电视报。父亲没我随便，要有想看的节目才去伍家。他想看的也是我想看的：古典音乐会，电视剧《大卫·科波菲尔》和《约翰·克里斯多夫》……伍大郎的父母大伯伯易孃孃没什么文化，但是只要我们想看，都会主随客便。节目要是好，父亲看完总是冒出两个字：“绝了。”但他开始频繁醉酒，看到一半常常走掉，借口上公厕，然后醉卧街头；他错过不少他想看的节目。
电影院、放映机和电视机在我眼中不再神秘，我真正迷上电影，尤其只能从杂志上读到的电影：《野草莓》《罗马，不设防的城市》《汉娜姐妹》……我凭直觉知道，它们跟《黑三角》《甜蜜的事业》和《庐山恋》不一样。找祖母要来零花钱，我去总府街邮局门口，从专卖紧俏杂志的黄牛那里高价买过《电影作品》和《世界电影》。高中毕业，我和同学去锦城艺术宫看了美国电影《猎鹿人》，没有我现在觉得肉麻的普通话配音，只有正体中文字幕（拷贝来自香港），这是我看过的第一部“内部观摩片”。伍大郎家要到后来才换彩电。我也站在五○二厂工人俱乐部对面的小广场，看完了日产大彩电播的《莫斯科不相信眼泪》。有一阵子，我甚至想写电影剧本（每次只写了一个开头），现在想来，这只是闭塞国度偏远省城一个文学少年的白日梦，跟我儿时模仿样板戏英雄郭建光一样可笑。我还有很多电影要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