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等他醒了，他说虎毒不吃儿。他帮我洗衣服，就像讨好我。他跟我谈书，讲他从前风光。我也喜欢听，甚至为有这样见多识广的父亲而骄傲。邻居伍哥跟我讲他水平并不怎样，吃醉了就会说那几句英语俄语，我心中其实不太高兴。
真不晓得我疯，还是他疯。
说他纵酒其实不够准确，他是三两酒也醉，一两酒也醉。好比杀人总要找个借口，酒就是他的借口。我慢慢寻出规律，他喝了酒就像吸了毒，神情飘忽，心已不在尘世，仿佛他脑中还有一个率性张狂的奇境。他酒后不会突然发作，他会安安静静在院中水池边洗碗，洗了一半就往外走。他会托词上公厕，一去就不见回来。
闹到后来我也累了。打他没用，折磨他没用，他死不死我已无所谓。过了几年，我终有机会常住外面。我救不了别人，我起码可以先救自己。
但我还是去精神病院问过医生，我想他进精神病院，这样，祖母可以多活几年，邻居也得安宁。可是医生说他的情况不够条件，他只是喝酒闹事，他并非精神失常。我没想到精神病院门槛这么高，我唯有苦笑。
然而死亡终于来临，不过祖母在先。祖母一去，他独居家中，不再受人约束，但也过得更如行尸走肉。我那时在单位小有世俗眼中的得意，而且正准备往澳门工作，天真以为也希望自己从此不再返乡。我想他在我离开之前进养老院。我那时想，他死在养老院，总比孤零零死在家里好。
他不愿意。可我走后，他最终还是进了养老院。他酒后抽烟点燃蚊帐差点儿烧死自己。邻居和他内蒙的单位合谋，总算把他哄了进去。
我在澳门表现杰出，但是内地人卑贱，做内地男人更是无奈（因为内地女人不论优秀与否，还可下嫁本地佬香港佬或鬼佬，内地男人却少有这类机会），仅靠优异表现，根本别想混到一张当地的身份证。我只有回来又去，去了又回来。第一次回来，我去过几趟房屋残旧设施落后的养老院，他已有恐慌之感，视我为仅有依靠，老说自己不想死在那里。就像从前车祸后他在石羊场的乡镇医院养伤，他仍是去到肮脏残破的镇上买醉。这次没有相貌猥琐既淳朴又狡猾的老王给他买这买那了，但他平时外向不乏人缘，结识一位独身的乡下中年妇女，他唤作周姐。他有时给她点儿钱，叫她帮他炖点儿好吃的东西，因为他说养老院的伙食不对胃口。周姐我见过一次，五官端正，清清爽爽。他要是正常，他们一起相依为命或许不错。
第二次回来，也就是他死前一年左右，我与前妻同去看他。他坐在靠窗的小床上，穿我从前穿过的草绿色旧军服，里面是祖母生前给他缝的厚棉袄。他中过风，口不能言，只能对我痴痴微笑，已如人间废物。他那天没有喝酒，但他的神情如他从前醉酒那样，也不像是尘世之人。他的眼睛有些留恋，似乎想我们多待一阵，他的手势又很坚决，仿佛怕我们坐得太久不耐烦，一直挥着让我们快走。
养老院远在东郊以外的西河镇。从市中区前往，来回将近一天。公路很糟。公车又烂又臭。下午回城，司机开车快如疯狗，破车咣当乱响，一会儿爬坡一会儿下坡。我们身不由己，心中害怕，在座位上颠来晃去，向着终点一路狂奔。
二○○八年一月十五日至十七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