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一些受到好评的推荐作品有克里斯蒂娜·兰姆以阿富汗妇女生活为题材的《西拉的缝纫小组》、琳达·坡尔曼以联合国维和部队为题材的《我们什么都没干》、马克·图利和吉莲·赖特合著的反映印度社会现状的《缓速的印度》、卢旺达法语作家让·哈兹费尔德的《在生活的裸体中》等。
在一天多的陈述与讨论之后，繁复的投票过程便开始了。投票分成几轮进行，每个评委在每轮都用数字对每篇作品加以排名，每一轮只选第一，选出一个名单上就减少一个，直到选出七个为止。就这样投了七轮的票，入选的七部是坡莉科夫斯卡娅的《车臣：俄罗斯之耻》、法拉赫的《昨天、今天：来自索马里散居者的声音》、江浩的《盗猎揭秘》、勒布朗的《随机家庭》、兰姆的《西拉的缝纫小组》、图利和赖特的《缓速的印度》和巴鲁马的《坏分子》。结果出来后，评委们表示满意，因为这个名单包括了不同语种、不同性别和肤色的作家，当然还有各异其趣的题材。当然，每个评委都对自己推荐的作品是否入选倍加关注，以至于最后入选作品的推荐者们在宣布的时刻大大松了一口气，甚至握紧拳头做出胜利的姿态。作家们毕竟都是性情中人，他们的喜怒哀乐，从言说中、从日常举止中都显露无遗。
柏林的夜生活似乎无不延长到午夜以后，因为他们的晚餐是从十点开始的。夜已深，评委中的酒徒们却仍然不忍离去，趁此国际交流的机会交换酒兴和文学。在评奖之外的思想碰撞似乎比评奖本身具有更加纯粹的文学性。布赫就住在柏林，曾经是马尔库塞的学生（和我的法兰克福学派兴趣产生渊源），他认识我的朋友杨炼和多多，我不认识他的朋友格拉斯。瓦贝利和门德斯是评委中比我还年轻的，充满活力。瓦贝利看上去是个普通的黑人小伙，“祖籍”是非洲小国吉布提，现在巴黎附近教英文，却用法语写作，得过不少文学奖项。几杯黑啤下肚之后，布赫和瓦贝利便起身隐退了。
池泽夏树对中国读者来说似乎还有点陌生，但却是被誉为“日本的马尔克斯”的大作家，得过芥川奖，目前担任芥川奖的评委。由于他住在日本最南端靠近台湾的冲绳岛上（最后一次见他的时候，他打算搬到巴黎去住），交通不便，旅途困顿，神色十分疲惫，直到最后一天的早餐时才得以畅谈。我们唯一必须先做的是搞清对方的名字用汉字怎么写，因为从最开始，对他来说我只是Yang Xiaobin，而他对我来说只是Natsuki Ikezawa。
希尔顿是中国问题专家，我的复旦“师姐”，会说汉语，因为她属于“文革”后第一批来中国留学的西方人，在我之前就进了复旦。她的汉语资源可以唤醒我儿时的记忆，比如她会用快板书说“毛主席领导我们学大寨……”
在第一次评选结束后，评委们应各自阅读每一部入围的作品，以便在第二次评委会上做最后的决断。没有英文译本的作品都将全文译出，以便读不懂原文的评委能够整体把握。在此期间有评委提出在讨论时对坡尔曼的《我们什么都没干》评价不够准确，而其他评委也同意将这部作品纳入终选名单，替代兰姆的《西拉的缝纫小组》。我在回到美国密西西比大学前，先从馆际借书处预借了这些书（除了电子版的《车臣：俄罗斯之耻》），回来后用最快的速度赶在第二次会议前深入浅出地努力读出了每部作品的获奖运数来。没想到在会议举行之前，《我们什么都没干》又遭遇不测：有评委发现此书初版于1997年，尽管英译本做了些许修改，似乎仍不符合评奖的最初标准（2000年后首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