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花腔化需要声音的纵欲术和语言的纵欲术来体现，李洱也恰如其分地找到了历史的花腔化所需要的一般话语方式。我将这种一般性的话语方式称之为普通话。普通话是指在特定的历史阶段，饱具权力、权势色彩的可通行、可公度的话语流，类似于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所谓“全面管理的语言”。 它既具有滔滔不绝的语势（以保证自己理由在握、道理在手），也具有高度的挤压力——对其他话语方式将形成极大的威慑，以期保证自己的无限权威性。普通话就是历史的花腔化在声音和文字方面的表现，它合乎历史的花腔化在语调、声音和“语法”方面的要求。在李洱的小说中，普通话包括两个组成部分：革命话语和小说所包纳的时空形式中不同时代、不同空间中的时尚话语。李洱的幽默在于，他经常有意识地命令三个叙事人——尤其是阿庆和范继槐——在讲述中故意搞语言方面的“拉郎配”：阿庆在讲述死于1943年的葛任时，经常把“文化大革命”语言套在葛任身上（比如“狠斗私字一闪念”、“毛主席说”），范继槐在2000年向人讲述葛任时，也将20世纪90年代的时髦词汇套到葛任身上（比如“酷”、“哇噻”、“崔永元”、“实话实说”）。这样做不仅仅是幽默的需要，也曲曲折折暗示了：普通话是如何掌握群众的，如何让群众一开口说话就下意识地使用普通话暗含的权力，来为自己壮胆。这正如罗兰?巴尔特幽默之言所谓：语言“既不反动，也不进步，它只不过是法西斯，因为法西斯不是阻止人说话，而是强迫人说话”。 不过，这归根结底和历史的花腔化，尤其是历史的狂欢化有关。
普通话最大的功能是促成了历史的花腔化，并最终创造了历史。因为那种被称之为“历史”的东西，并不是过往事件的排列史，而是过往事件在声音和语言文字中的叙述史。按照罗兰?巴尔特的看法，几乎所有的年表、编年史、汇编表现出的实在的“过去”，都是没有意义的，意义只存在于“组织完好的、流动性的话语中”，历史就在这种声音化或文字化中，才有了超越“固定”、“事实”的丰富性。 在李洱小说的时空形式中，这当然具体地涉及了历史伦理叙事和爱与死的伦理学。实际上，后两者既是“创造历史”的中介、桥梁，也是创造历史的必要技术和巴尔特所谓的“写法”：历史伦理叙事以天纵的“必然性”豪情，要求所有人对它采取臣服的态度；爱与死的伦理学则以它经不起来自心灵推敲的“阐释学循环”，最终导致了一种无情的哲学，尽管它貌似非常多情。阿庆为了救出葛任，杀死了他的同僚杨凤良，为免除后患，还一并杀了杨的姘头以及他们的小孩，并将全部尸体抛入河中。手段之残忍，连同样志在搭救葛任的白圣韬也看不下去。但阿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振振有词地向前来调查葛任的“革命委员会”成员说：
你们问白圣韬在干啥？咳，快别提了。他甚至比不上一条鱼，鱼还知道吃敌人的肉，啃敌人的筋呢。可他呢，竟然敌友不分，拉着俺的手，问俺知不知道自己在干啥？屁话！脑袋长在俺肩上，肩膀长在俺身上，俺怎么会不知道？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当俺把那一家三口扔到河里喂鱼的时候，俺其实就是在创造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