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对普通话表达历史和创造历史最生动、最细致入微的表述，当然也是最惊心动魄的表述。爱与死的伦理学、历史伦理叙事在其中的作用清晰可辨：从阿庆滔滔不绝、自鸣得意的讲述中，我们看出了语言的纵欲术和声音的纵欲术在如何构成、折射或体现爱与死的伦理学以及历史伦理叙事的伟大权威性。但也正是从阿庆的讲述中，我们确实窥见了历史的花腔化特性：它确实在撒谎，扯淡，有意掩盖真相。这个被遮掩起来的真相正在于：阿庆的真实身份是打入军统的共产党员，他如果救不了葛任，他就只有死路一条；而如果阿庆看了白圣韬从延安带来的对葛任进行“零”处理的密令的话——白圣韬毁了那封信，因为白圣韬才真正想搭救葛任——他也就不会这样创造历史了，他肯定会改用另一种可以想见的方式来“书写”历史。这不正是历史的狂欢化和人对它有意识的驯服、利用又是什么呢？
但方言依然存在。方言是纯个人的语言，是语言中的个人主义，是表达个人内心最真实的语言。它是窃窃私语式的，甚至是自言自语式的。它在很多时候甚至是拒绝倾听的。尽管普通话无处不在——因为历史的花腔化和历史伦理叙事寄居在可以想见的所有时空形式之中，但方言也无处不在。据说甚至连蜜蜂的语言中也有方言，当然，先在条件是蜜蜂也有可通用、可公度的普通话。 假如说普通话是权势的、权力的话语，是对历史“权势”的最好表达，是看似有序的噪音，方言就是弱者的心灵话语，是最深厚、最个人化情感的秩序化言说。它不是噪音。说到底，即使是强人也有软弱的时候，即使是强人在制造普通话来制造历史的时候，作为活生生的个人，他也需要方言来表达自己的内心隐私。如果说普通话是扩张的、外向的、处于中心的，方言无疑就是内心的、收敛的、处于边缘的。由于历史的花腔化、历史伦理叙事的巨大作用和它们天然就具有的“无情”特性，普通话挤压、威胁方言以期维护自己的权威性与合法性，就很容易得到理解。
阿庆在讲述中耍尽花腔，为了洗刷自己，不惜把一切罪行都推到早已作古的老熟人宗布身上。当然在完成这一行为的过程中，他充分动用了普通话的巨大威力，充分利用了普通话在诉说历史事件时的巨大作用，也充分利用了普通话在听他讲述的“革命委员会”成员那里天然存在着的“可信度”。但在私心里，阿庆却觉得很对不起宗布，尽管他这样做的另一个目的确实是为了葛任身后的名节。第四叙事人从他掌握的档案库中，调出了阿庆藏在枕头下的日记：
今天，审查组的同志们找我，了解葛任同志最后的英雄事迹。……我不得不提到了宗（布）。反正宗（布）早就灰飞烟灭，死无对证了，俺发扬痛打落水狗的精神，将他臭骂了一通。宗布，若你地下有知，一定要体谅我。我对不住你，我给你叩头了。不说那么多了，因为咱们马上就要见面了，我会当面（向你）赔罪的，我会割耳朵（为你）下酒的。我会让你知道，这都是为了葛任好……到了那边我就啥也不怕了。吃饭吃稠，怕它算，吃饭吃稀，怕它算X……
这显然是方言在暗中对抗普通话的有效方式之一，它既让我们看到了历史的花腔化在大胜利中的小失败，也让我们窥见了私人性的爱，在怎样暗暗对抗爱与死的伦理学。顺便说一句，阿庆之所以要把日记本藏在枕头下，正说明方言在某些时候——尤其是在普通话大力挤压和排斥方言的时候——是拒绝倾听的。这和周伦佑在《谈谈革命》一诗中所谓“英雄临死前振臂高呼：/‘毛主席万岁！日记本在枕头底下’！”显然大不一样。因为后一种掩藏在枕头底下的日记本记载的恰好是普通话，是带有方言体温却渴望走出枕头底下的普通话。是被方言包裹住的小小的野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