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万不要忘记“花腔”语义中还包含着真实的一面（这就是第四叙事人为什么要和它结为同盟的原因）。这完全可以看作“花腔”的聪明之处和可爱之处；当然，说它是花腔自身的“醉后吐真言”也未尝不可。正是因为这一点，讲述和考证才有了可能，大历史的出现才有了可能，葛任的心路史全景图的昂然现身也才有了可能。至少历史的花腔化（也包括历史的狂欢化、历史伦理叙事和爱与死的伦理学）本身是真实的，讲述和考证对历史的花腔化本身进行叙述，也就是强迫“历史”讲出了它如何被“花腔化”或如何自我花腔化的真相。正是在此基础上，葛任作为知识分子型的革命家才能在历史的声音化和历史的文字化中现出“本相”。
在本文的语境中，大历史的含义既是集体性的历史，也是集体性地讲述和考证道出来的有关葛任的全景图。葛任的心路史不仅仅是他自己的个人史，也是集体性的历史。由于“花腔”语义的“小一”空间包纳的小历史，在三个讲述人和第四叙事人的叙事运作下，不断相互补充、相互完善，也在相互补充、相互完善中不断将“小一”空间迎面向“花腔”语义的“大一”空间推进，尤其是第四叙事人拉出了葛任死后几十年间历史伦理叙事不断改变对葛任的看法或评价，更加证明：“大一”空间包纳的大历史不仅是葛任的个人史，也是葛任存身于其中的整个时空形式的历史。从空间上说，它广袤无边，从时间上说，它绵延近百年。葛任就是这个时空中被作者有意挑选出来的一个点，但他始终是这个时空的中心点。从这个意义上说，葛任的心路史全景图就是大历史本身，尤其是考虑到李洱小说中的时空形式具有的概括、总结与解释作用，葛任的心路史全景图成为大历史就更容易理解。但这同样是对“花腔”语义空间渴望行动起来、“显现”出来的呼应。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有理由说，葛任在小说中并不是实存的，他确实像他的自传的题目所宣称的那样，只是一具“行走的影子”。他在更大程度上，只是声音化和文字化的产物，是声音的纵欲术和文字的纵欲术的产物。他只存在于讲述和考证所寄居的时空形式之中。我们只有透过讲述和考证的重重迷雾才能窥见他。他就坐落在声音和文字的中心。他是“花腔”自为运作的产物，是“花腔”为了显示自身有能力强行拉一个人入伙的产物——直仿佛葛任的出场、现身，只是为了证明历史的花腔化自身的真实，也为了历史的花腔化向人们显示它究竟有多大的能量，如何以“必然性”的名义对我们施行戏谑性的统治。葛任的影子身份充分证明：如果我们不扫荡历史的花腔化（尽管它千百年来的确是实存的“事物”），我们每一个人，也包括那些大人物，都可能最终只剩下影子，并不具备实体的性质，只能存身于“他者”对我们的讲述和考证寄居的具体然而又是虚拟的时空形式中，只存在于文字的纵欲术和声音的纵欲术之中，尽管这样也能构成花腔化的大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