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历史的花腔化带来了小说语境中的历史伦理叙事。历史伦理叙事意味着：必须以历史必然性的名义来判断一个人的死法，也必须从有关爱与死的伦理学的角度判断爱与死的意义。尽管死亡是最大的平均主义者，但每一个人的死法却又各个不同；对于任何一个身处历史伦理叙事网络之中的人，他们的死没有任何自由可言：他的生与死只能接受历史伦理叙事的裁判，何时死、怎样死，由此得到了规定和派生出了严正的意义与超人的价值。值得注意的倒是，第一，在这个行进过程中，历史的“权势”特征始终包裹在声音化和语言化的境域之内；第二，历史的花腔化跟历史的权势有相当大的、“逻辑”谨严的关联：为了达到或获得历史伦理叙事的严正性，撒谎就是主要方式之一，也是最有效的方式之一。当然，历史伦理叙事也有它自身的爱：在极端处，比如，在李洱营造出的小说艺术空间中，它宣称爱与死是一对联体的双胞胎，砍去一半，另一半就不能独活。在小说中，我们看得很清楚，历史伦理叙事定义下的“爱”，最终体现出了狰狞的嘴脸，但它又是以答应你“青史留名”来自我完成的。这当然矛盾得让人难以在二者之间做出选择，因为那远不是一个“鱼与熊掌”的问题，因为已经声音化（甚至语言文字化）的历史“权势”无法逃避。但它似乎又是必然的，难以改变的，一如顾维诺所说：“凡必然之物，都令人痛苦。”
不过，历史伦理叙事恐怕是彻底遗忘了一件事情：死人是不可能称颂历史的花腔化的，哪怕历史的花腔化确实伟大得有如上帝。正如《圣经》所言：“阴间不能称谢你（即上帝——引者），死亡不能颂扬你，下坑的人不能盼望你的诚实。只有活人，活人必称谢你，像我今日称谢你一样。” 要是所有人都在爱与死的伦理学、历史的花腔化与历史伦理叙事的要求下死无葬身之地，还剩下谁去称颂它们呢？可以想见，滚滚向前的历史列车也终将空无一人。而历史的花腔化与历史伦理叙事在寂寞无聊中，难道会像卡夫卡所说的魔鬼们那样互相争斗， 以至于为了解决寂寞和孤独，为了满足它们各自好斗的品性，也为了“花腔”语义的圆满实现，去重新定义在爱与死的伦理学关照下必死的魔鬼同志吗？在这里，W. 布莱克（W. Black）对于某种残忍的“爱”发出的睿智之言，无疑值得我们深思：
我们愿意放弃爱
根除地狱的森林
这样，我们必能回来看见
快乐的永恒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