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胜利，历史就属于谁，这当然不言而喻。W. 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就曾多次说过，历史向来只和胜利者共鸣，只愿意和胜利者的心相印；但无论谁胜利，民族大义都是攥在这个胜利者手中用以解释胜利合理性、必然性的重要筹码，于是杀死葛任的历史理由就更加充分，他被“零”处理的合法性也就更加坚固。历史的狂欢化特性在这里的作用暴露无遗，如同在漆黑的大地上星星的意义昭然若揭：那些历史的胜利者自以为驯服了历史的狂欢化，没想到，他们仅仅是被历史的狂欢化特性当作长枪使用了一把；不过，让历史的狂欢化特性倍感难堪的是，历史的胜利者确实是胜利了：他们也利用了历史的狂欢化特性成就了自身，他们强行把历史的狂欢化特性又一次强行拉到了于己有利的一边，至少是在杀死葛任这件事情上。
李洱一边动用讲述（即历史的声音化），也一边动用第四叙事人的“考证”，将爱与死紧紧联系在了一起。由于“花腔”一词自为运作带出来的历史的花腔化，让人感到爱与死互为因果式地联为一体，既过滑稽又太过严肃。以历史的名义来看待一切事情，生与死也就被置于历史的链条上，生与死的意义也被置于历史的网络中；在一切以历史点头才能作数的境域内，爱作为生与死之间相互转换、相互过渡的中间环节或核心内涵，也就顺理成章。这就是说，爱也最终被历史化，爱成了一个具体的、历史性的概念，丧失了它本来应该具有的绝对性，容不得解释上的半点儿闪失。但由于历史的花腔化或花腔特征，已被历史化的爱也天然打上了花腔的嘴脸。它看起来在逻辑上无懈可击，却经不起来自心灵的真正推敲。E. 云格尔（Eberhard Jungel）坚定地说：“死必须严格限制在那个界限：没有任何人有权设置它，因为没有任何人能够取消它。” 云格尔的看法未必逻辑严密，但它合乎我们“凡夫”的内心。我等草民从来就不愿意历史的、具体的爱导致的死无端降临到我等头上。但历史的花腔化和花腔化了的爱，却往往倾向于拒绝来自心灵的考量。不用说，它们当然有自己的道理。
为此，李洱在小说中为爱的含义有意设置了惊心动魄的一幕。葛任的爷爷非常宠爱一只名叫咪咪的小猫，其宠爱程度甚至超过了对孙子葛任的爱。但这位老人在临死前，将咪咪熬成一锅汤喝了下去。他认为那是对猫最好的爱。第四叙事人引用相关档案对此大发议论：爱也会带来灾难，爱就是殉葬！而这，放在小说的语境中，正可看作历史的花腔化带来的有关爱与死的伦理学。这种伦理学为“爱就是殉葬”提供了合法性上的论证，也让那种在爱与死之间建立起来的类似于“阐释学循环”的玩意儿，顷刻之间拥有胆豪气壮的正当性。爱与死的伦理学从根本上证明了历史的花腔化和历史的狂欢化带来的残忍，但历史的花腔化和被历史的胜利者驯服了的历史的狂欢化，却往往将这种残忍看作“必然性”，这就是历史的车轮不可阻挡的真实意思。出于亚里士多德所谓“必然性不听劝说”的硬性原因，对于这样的庞然大物，我们又能说什么，还能说什么呢？但在此我们依然可以站在“凡夫”的立场问一句：历史的车轮的确“必然性”地滚滚向前了，但凭什么偏偏让我为它做出牺牲？谁给了它这样的权力？更加重要的是，谁知道历史的滚滚车轮最终会驶向何方？人真的有力量随心所欲地调控历史的狂欢化特性，让历史的车轮奔向命定的目的地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