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以声音化的历史为方式，诉说了一个错综复杂的、有关追捕与反追捕的故事。它的时空形式相对来说较为简单：白圣韬从延安出发经察哈尔、武汉到达大荒山，阿庆、范继槐经重庆到达大荒山，最后三人汇合在一起，互相猜忌、明争暗斗和各自机关算尽，最后在爱与死的伦理学参与下，在历史伦理叙事的严正要求下，在痛苦中结果了葛任的性命。整个过程持续了一个月左右。考证以引述文字/语言化的历史为方式，从所有可能的角度勾勒出了葛任的生平。它是通过对“对角线图”的醉心沉入，通过对声音的纵欲术的节育，也通过第四叙事人对语言的纵欲术的节育，在“花腔”语义空间大小的不断变换中，对追捕与反追捕真相的解剖、印证、证伪和清理。和讲述寄居的时空形式比起来，考证的时空形式要复杂得多。从时间方面来看，它牵扯到了从葛任出生直到死去及至死后的漫长段落，当然，也包括这些时间段落里不断推演的各种事件；从空间方面来看，它涉及了世界上的许多角落：葛任到过的地方、与葛任有关的人到过的地方、与葛任有关的人到过的和葛任有关的地方，也都包括在这中间了。
时空形式不仅是人的生命形式，也不单是生命存活的形式，在小说中，更有象征意义：正是小说中具体的时空形式赋予了“花腔”用以推演自身、完成自身的时空舞台。“花腔”对历史的重要性、对李洱小说中诸多人等的重要性，通过上面的论述，我们也许早有耳闻。作为语词，“花腔”当然有它自身的空间形式，但花腔的语义空间并不能单独存在，因为在缺少具体事境的情况下，它缺少必要的时间形式。没有时间形式的语义空间是抽象的空间，是饱具形而上学性质的空间，是正待开发的空间，或者，它仅仅是静止的空间，更是处于密谋状态的空间，是正在等着俟机而动的空间。它是不是空间的那种空间。它必须找到意欲框架的具体的历史事境内容，从而找到具体的时间形式，才能调整自身的空间焦距，并最终催生出既适合事境大小需要、又能让自身语义空间显现出来的具体空间。这有点儿类似于海德格尔所说的“存在”的“显现”和“澄明”的过程。实际上，在晚期海德格尔那里，语词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存在的意思。正如一切事情、事物都处于时间之中，正是面对具体的历史事境内容时，花腔的语义空间才获得了自身的时间性。这是任何一个语词行动起来、“显现”出来并让我们看见的最内在标志。也正是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说作为语词的花腔的自为运作创生了李洱的小说艺术空间。李洱在更大程度上仅仅是听懂了、听从了来自花腔自为运作的基本律令。
实际上，无论是在讲述中，还是在考证中，花腔的语义空间都获得了时间性，因为小说的叙事始终面对的是具体的、活生生的事件与情节。在讲述和考证的叙事学功能的推演下，花腔的语义空间随着时间的变化，也在不断合乎自身与事境大小需要地变大或者变小。时间性的到来，给花腔的语义空间增添了广泛的具体性。而李洱的小说之所以能有如此这般的时空形式，也恰好是建立在满足“花腔”语义空间对自身变化的渴望上。李洱构造出如此复杂的、存在于讲述和考证之中的具体的时空形式，也恰到好处地实现了“花腔”语义空间的要求：后者需要既细致入微而又无所不包、无所不至的时空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