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参与者就是《花腔》中的“我”（也许该人差不多约等于李洱本人）；“我”是小说的第四叙事人。这个叙事人在小说中作用重大。与另外三个叙事人不一样，“我”的主要叙事学任务，就是调出所有能够找到的关于葛任的“档案”，包括另外三个人的口述纪实、对有关当事人的采访记录、记载了相关事件的旧报旧刊、相关人士的回忆录等——全景式地侦察出和拼贴出葛任的心路史。这就是说，第四叙事人充当的是侦探角色，这个侦探需要的是真相，需要的是一个知识分子型的革命家的心路史真相。和波德莱尔笔下的巴黎业余侦探家很不一样，第四叙事人是葛任心灵和灵魂的侦探，但又绝不是医生：他只负责甄别、记录，但拒绝提供针对灵魂的处方。该侦探才是“拼贴”的主语，另外三个叙事人则是“拼贴”的宾语。正因为白圣韬、阿庆和范继槐是宾语，是被拼贴的对象，所以才会在总揽全局的“花腔”的操纵下出尽了洋相，被等同于默林的“花腔”调笑了许久而不自知。顺便说一句，这正好暗合了花腔的戏谑特性，也构成了小说语境中抿着嘴浅笑的幽默质地。正是第四叙事人的出现，才使得葛任的生平、生平中显露出来的心路史成为全景式的——由于他的出现，“花腔”的语义空间等待已久的“大历史”才成为可能。
第四叙事人在小说语境中首先是“花腔”的象征，因为他和“花腔”一样在总揽全局，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也知道所谓事情的来龙去脉都是“花腔”自为运作的结果。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第四叙事人等同于罗伯特?戴维笔下那位全知全能、未卜先知的默林。其次，第四叙事人又是“花腔”的坚决反对者，因为作为侦探，他要的是真相，可“花腔”并不能直接提供他所需要的东西。花腔在历史权势的帮助下，始终在有目的地修改过往事件，让历史真相处于海德格尔所谓的“迷误”之中。因为“花腔”的外部含义表征着说谎，扯淡，有意掩盖真相；“花腔”的内部含义在李洱营构的语境中，恰好显露了历史的花腔化（即历史的花腔特性），它本身就意味着失真。“花腔”的内部含义包含着“花腔”语义的“大一”空间和“小一”空间，以及这两个端点之间的所有不同容积的空间；而两个端点恰恰分别对应的是个人性的“小历史”和集体性的“大历史”。由于“花腔”外部含义的说谎嘴脸，或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内部含义的有意失真，所以也就为“大一”空间包纳的“大历史”和“小一”空间包纳的“小历史”天然打上了假象的烙印。这显然意味着：无论是个人性的“小历史”，还是集体性的“大历史”，假象都是先在的。这才是声音化的历史的“在场”性在小说中获得的根本含义。海德格尔说：“迷误乃是历史的本质空间。在迷误中，历史性的本质因素迷失于类似于存在的东西中。因此之故，这种历史性地出现的东西就必然被曲解。” 在此，很显然，第四叙事人的叙事目的与“花腔”一词的语义天然发生了对立，所以，第四叙事人成为“花腔”的反对者也是先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