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毋宁是说，李洱选择的主体叙事方式（即讲述）最终把声音给历史化了。仿佛亲历者的讲述就是历史本身。最起码从小说叙事学的角度看，小说家兼“历史学家”的李洱似乎有必要这么做，因为他的目的，是想考证一个怀疑主义的知识分子型的革命家的心路史。这种心路史必须建立在相对真实的基础上。心路史归根结底是心灵的“阐释学”，但它必须首先是心灵的“现象学”。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说：“为了很好地了解声音的能力寓居何处，形而上学、哲学、作为在场的‘存在的规定’凭什么而成为控制对象——存在技术的声音的时代，为了很好了解技术和音素的统一，那就应该思考对象的对象性。理想对象是诸种对象性中最具对象性的对象”，而“对象的理想性只是相对一个非经验的意识而言的存在，它只能在一种因素中被表述，这种因素的现象性并没有世俗的形式。声音就是这种因素的名字。” 按照德里达的看法，并把德里达的看法放在此处的语境里，使我们似乎可以给出一个判断：声音的历史化中蕴含的真实性、历史的声音化的“在场”特性，在李洱看来，似乎可以帮助小说完成这一重要目的。
三个叙事人的讲述既是声音化的小历史，也是历史化的小声音。之所以是声音化的小历史，是由于它仅仅是亲历者的个人性讲述（即花腔的“小一”空间所包纳的内容），而亲历者本人并不知道自己参与的历史事件将会对大历史（即花腔的“大一”空间所包纳的内容）构成何种意义。亲历者并没有先见之明，对于未来，哪怕只是半小时之后的“未来”，任何亲历者都是《圣经》挖苦过的那位“瞎子” ，诚如小说家罗伯特?戴维（Robert John Davi）在《奇迹大观》中写到：“默林常常发出奇怪的笑声。”“他笑躺在粪堆上悲叹自己命运不好的乞丐；他笑那个不厌其烦挑选鞋子的纨绔青年。他笑是因为他知道粪堆里面有一只金杯，能使那个乞丐变成富人；他笑是因为他知道那个爱吹毛求疵的青年在新鞋的鞋底变脏以前将与别人大吵一架；他笑是因为他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 而真正窥见全局的，只有“花腔”和“花腔”在李洱的语境中获得的重要含义，在此，花腔等同于默林。和那个洞穿过去与未来的默林一样，“花腔”绝不把自己知道的事件的来龙去脉及其未来走向，合盘托向每一个具体的人（比如白圣韬），它只调笑他们，支配他们，只让他们在“小一”空间之内来回穿梭，让他们自以为“小一”就是他们的整个世界和整个历史，有如柏拉图描绘过的那位既自负又可怜的“洞穴人”——因此，三个讲述人的讲述归根结底只能是声音化的小历史，也只配称作小历史。
三个叙事人的讲述之所以是历史化的小声音，是因为讲述者的声音只是一面之词，暂且还没有得到旁证或得到证伪。这同样基于那个等同于默林的“花腔”：它拒绝对讲述者的声音之真伪提出指控，对他们在语调上的过于夸张和言辞上的惊人浪费三缄其口，也暂且认为对于历史来说讲述者的声音就是“在场”的。它调笑式地鼓励他们说下去，直到完成“花腔”给他们派定的任务——过渡消费声音和浪费声音，由此将声音的纵欲术发扬光大，以等待李洱或李洱新派来的叙事人为他们节育。这既推动了小说叙事（因为它呼唤出了新的叙事人，并由此呼唤出了相应的叙事），也揭示了历史的花腔化的某些真相——很明显，声音化的小历史和历史化的小声音同样意味着对声音的浪费和噪声性质。
但三个叙事人在讲述过程中呈现出的不同型号的小历史，并不必然构成大历史：“小一”的集合并不必然等同于“大一”。对李洱和《花腔》来说，“大历史”的到来，还需要另外的参与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