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坐蒲团传薪火(1)

“其实我是无党无派,就是爱国。什么有利于国家,我就做什么。国家强大了,我们做国民的才会有尊严。”

父亲曾经在成都军校当过几个月的武术教官,并接受过国民党的社会福利政策训练,也阶段性地自认为是蒋介石先生的学生。在西南的时候,他的一个朋友——国民党的西康行辕主任贺国光,也曾经送给他一个“少将参议”的头衔。这完全是一顶没用的帽子,但在两党激烈对抗的时期,却是一个麻烦的政治立场问题。父亲曾说:“我这个人身份比较复杂。共产党说我在国民党那边当过官,要抓我;国民党则说我帮助过共产党,也要杀我。其实我是无党无派,就是爱国。什么有利于国家,我就做什么。国家强大了,我们做国民的才会有尊严。”这就是父亲对于政治的态度,他真正考虑的是国家的兴亡。然而,麻烦当头,父亲只好敬而远之。加之,父亲深受中华文化的思想影响,“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在当时无所为用的情况下,自然不会主动参与。

一九四七年,父亲结束了在大西南漫长的求学访道生活,回到乐清与家人重聚,那也是他与双亲最后的团聚。回去的那天晚上,他跟祖父睡在一张床上。到了半夜,祖父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忍不住问他:“如今天下大势究竟如何?”父亲回答:“共产党一定会统一中国。”祖父听后大惊,抓住他的手紧张地问:“你是不是共产党?”父亲说:“不是,但如今也不管国民党的事。两面都不管。”祖父又问:“既然如此,你为什么认为共产党一定会统一中国呢?”父亲说:“大势所趋,理由很多,一言难尽。”父亲向祖父表明心迹,此次回家是想带全家人一起走。对此,祖父长叹一口气说:“我素来不喜欢出门,外面语言也不通,就留在家里听天由命吧。但你打算上哪儿呢?”父亲说:“有三个地方可以选择,台湾、香港地区或新加坡。”

那次,父亲并没有说动祖父。万般无奈之下,父亲只好辞别双亲和妻儿,再次离开家乡,最终决定在国共交恶的棘手时事下选择远走台湾。

不得不说,父亲是个有远见的人。后来发生的一切证明,这个选择对他而言意义非凡。自五四运动以来,大陆处处弥漫着一股与传统对抗的思潮,凡是传统的都被认为是过时的,是阻碍新社会的建立的,因而对传统文化持有一种欲除之而后快的态度。再加上当时大陆和苏联修好,一切以苏联的新改革马首是瞻。当时苏联正处斯大林的统治下,实行恐怖的清洗政策,许多人,包括党内的人物都惨遭杀害。这种有选择性的偏激思潮,在中国共产党的发展过程中,也时有出现,对于人、路线,甚至文化,都有过激烈的政治运动。再者说,当时的共产党实行严格的唯物主义无神论意识形态,坚信“宗教是人民的鸦片”,显然,这对信佛修禅的人来说,并不是一个很好的修行环境。因而,父亲似乎已经料到,如果留在大陆将注定是应劫之身。而后来云门事变中,虚云和尚的受伤、梦参法师的牢狱之灾,以及许多人士的被批斗致死,都应验了父亲的预言。在那个环境中,如果不走,只能徒增几个冤魂,如此一来,对大道的存续和对传统文化的弘扬,就更无从谈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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