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我是无党无派，就是爱国。什么有利于国家，我就做什么。国家强大了，我们做国民的才会有尊严。”
父亲曾经在成都军校当过几个月的武术教官，并接受过国民党的社会福利政策训练，也阶段性地自认为是蒋介石先生的学生。在西南的时候，他的一个朋友——国民党的西康行辕主任贺国光，也曾经送给他一个“少将参议”的头衔。这完全是一顶没用的帽子，但在两党激烈对抗的时期，却是一个麻烦的政治立场问题。父亲曾说：“我这个人身份比较复杂。共产党说我在国民党那边当过官，要抓我；国民党则说我帮助过共产党，也要杀我。其实我是无党无派，就是爱国。什么有利于国家，我就做什么。国家强大了，我们做国民的才会有尊严。”这就是父亲对于政治的态度，他真正考虑的是国家的兴亡。然而，麻烦当头，父亲只好敬而远之。加之，父亲深受中华文化的思想影响，“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在当时无所为用的情况下，自然不会主动参与。
一九四七年，父亲结束了在大西南漫长的求学访道生活，回到乐清与家人重聚，那也是他与双亲最后的团聚。回去的那天晚上，他跟祖父睡在一张床上。到了半夜，祖父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忍不住问他：“如今天下大势究竟如何？”父亲回答：“共产党一定会统一中国。”祖父听后大惊，抓住他的手紧张地问：“你是不是共产党？”父亲说：“不是，但如今也不管国民党的事。两面都不管。”祖父又问：“既然如此，你为什么认为共产党一定会统一中国呢？”父亲说：“大势所趋，理由很多，一言难尽。”父亲向祖父表明心迹，此次回家是想带全家人一起走。对此，祖父长叹一口气说：“我素来不喜欢出门，外面语言也不通，就留在家里听天由命吧。但你打算上哪儿呢？”父亲说：“有三个地方可以选择，台湾、香港地区或新加坡。”
那次，父亲并没有说动祖父。万般无奈之下，父亲只好辞别双亲和妻儿，再次离开家乡，最终决定在国共交恶的棘手时事下选择远走台湾。
不得不说，父亲是个有远见的人。后来发生的一切证明，这个选择对他而言意义非凡。自五四运动以来，大陆处处弥漫着一股与传统对抗的思潮，凡是传统的都被认为是过时的，是阻碍新社会的建立的，因而对传统文化持有一种欲除之而后快的态度。再加上当时大陆和苏联修好，一切以苏联的新改革马首是瞻。当时苏联正处斯大林的统治下，实行恐怖的清洗政策，许多人，包括党内的人物都惨遭杀害。这种有选择性的偏激思潮，在中国共产党的发展过程中，也时有出现，对于人、路线，甚至文化，都有过激烈的政治运动。再者说，当时的共产党实行严格的唯物主义无神论意识形态，坚信“宗教是人民的鸦片”，显然，这对信佛修禅的人来说，并不是一个很好的修行环境。因而，父亲似乎已经料到，如果留在大陆将注定是应劫之身。而后来云门事变中，虚云和尚的受伤、梦参法师的牢狱之灾，以及许多人士的被批斗致死，都应验了父亲的预言。在那个环境中，如果不走，只能徒增几个冤魂，如此一来，对大道的存续和对传统文化的弘扬，就更无从谈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