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出走彼岸，也绝非只从个人的一己之私利出发。实际上，作为修行之人，他早已无欲无求，宠辱皆忘，更无党派得失之忧患。他从中国文化的覆立出发、从文脉道统的传承出发，敢于自任于存亡继绝之际，矢志于皓首穷经、求学问道之事，欲以“究天人之际，成一家之言”为毕生志趣，将此身此世托付于弘道传法的行迹之中，颇有船山先生“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的豪迈。所以，父亲才决定保全性命于乱世，只身东渡台湾，唯愿留一盏微弱的文化之灯，期冀能在日后烛照中华大地。如同古希腊圣哲亚里士多德在出逃雅典时，曾说“我不想让雅典人再犯下第二次毁灭哲学的罪孽”一样，父亲彼时或许也有“不想让中国人再犯毁灭传统文化的罪孽”的类似心境吧。但无论如何，可以肯定的是，父亲此时去台与三十年后离台去美，以及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年代“告老还乡”，其志趣都是始终如一的，那就是要续接文脉，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火种。
虽然对父亲而言，走是决绝而必然的，但毕竟是离别父母之乡，而且前路未卜，总有些恋恋不舍。因而，他并没有直接去台湾，而是先后到了杭州天竺和庐山天池寺清修了一段时间。最后又只身到了上海，住在虹口区的一个佛教医院里。当时，当家的智方法师把一间特等病房的钥匙交给了父亲，使父亲在兵荒马乱的年头，有了一个清静的安身之处。
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一日，蒋介石宣布“引退”，李宗仁当上代总统。此时，李宗仁的“军师”白祟禧，从武汉托人给父亲传话，请父亲出山，许诺他政治参议兼秘书的官衔。对此，有人说这是“老亮”找“小亮”，因为白崇禧素有“小诸葛”之称。
然而，此时的局势是国民政府只剩下半壁江山，风雨飘摇，犹如西晋灭吴之际的“金陵王气黯然收”的局面。父亲已然看透了国民党必败无疑，于是引用了两句五代时人刘洞的古诗给传话人，“千里长江皆渡马，十年养士得何人”婉拒了当局的邀请。
一九四九年，战场形势已经非常明朗，原来还持观望态度的“党国人员”、残兵败将、土豪士绅，纷纷仓皇逃离。由于战火纷飞，时局混乱，去台人员身份相当混杂，台湾当局害怕有中国共产党方面人员混入其中，于是随即宣布，从三月一日开始，台湾实行出入境管理制度，凡是进出台湾的人，都得有当局颁发的出入境证件。父亲不愿向主管这事的人低头，于是提早买好了去台湾的轮船票，于二月二十八日赶到台湾，抵达基隆。回想起这段狼狈出逃的经历，父亲曾感慨道：“三百年来养士朝，为何文武尽皆逃。”
由于父亲对唯识学也没有足够透彻的把握，因此父亲每次和学生讲时，都从不说讲解，而只说研究。
搬进莲云禅苑一周后，父亲就开始“唯识研究”的课程了。
唯识学是大乘佛学三大体系之一，在南北朝时期传入中国，鼎盛于唐代。唐朝之时，玄奘大师为了解决唯识理论存在的种种困惑、疑问，历尽艰辛去印度求法，并和他的学生窥基法师贡献一生心力，糅合印度十大论师的诠释，编译出了《成唯识论》。此后，“唯识宗”作为一个独立、完整的佛学宗派正式形成，并得到迅速的发展。《成唯识论》本是佛学中极重要的论著，对人类意识有着深入根本的探究，但深奥难懂。
以往，这门学问只存在于寺院内的修行学者中。因为这本是玄奘从印度带回的佛学论著，且从前寺院中的出家人，许多都是严格选拔出的通达儒、道的学者，他们本身便学识渊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