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坐蒲团传薪火(2)

父亲的出走彼岸,也绝非只从个人的一己之私利出发。实际上,作为修行之人,他早已无欲无求,宠辱皆忘,更无党派得失之忧患。他从中国文化的覆立出发、从文脉道统的传承出发,敢于自任于存亡继绝之际,矢志于皓首穷经、求学问道之事,欲以“究天人之际,成一家之言”为毕生志趣,将此身此世托付于弘道传法的行迹之中,颇有船山先生“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的豪迈。所以,父亲才决定保全性命于乱世,只身东渡台湾,唯愿留一盏微弱的文化之灯,期冀能在日后烛照中华大地。如同古希腊圣哲亚里士多德在出逃雅典时,曾说“我不想让雅典人再犯下第二次毁灭哲学的罪孽”一样,父亲彼时或许也有“不想让中国人再犯毁灭传统文化的罪孽”的类似心境吧。但无论如何,可以肯定的是,父亲此时去台与三十年后离台去美,以及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年代“告老还乡”,其志趣都是始终如一的,那就是要续接文脉,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火种。

虽然对父亲而言,走是决绝而必然的,但毕竟是离别父母之乡,而且前路未卜,总有些恋恋不舍。因而,他并没有直接去台湾,而是先后到了杭州天竺和庐山天池寺清修了一段时间。最后又只身到了上海,住在虹口区的一个佛教医院里。当时,当家的智方法师把一间特等病房的钥匙交给了父亲,使父亲在兵荒马乱的年头,有了一个清静的安身之处。

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一日,蒋介石宣布“引退”,李宗仁当上代总统。此时,李宗仁的“军师”白祟禧,从武汉托人给父亲传话,请父亲出山,许诺他政治参议兼秘书的官衔。对此,有人说这是“老亮”找“小亮”,因为白崇禧素有“小诸葛”之称。

然而,此时的局势是国民政府只剩下半壁江山,风雨飘摇,犹如西晋灭吴之际的“金陵王气黯然收”的局面。父亲已然看透了国民党必败无疑,于是引用了两句五代时人刘洞的古诗给传话人,“千里长江皆渡马,十年养士得何人”婉拒了当局的邀请。

一九四九年,战场形势已经非常明朗,原来还持观望态度的“党国人员”、残兵败将、土豪士绅,纷纷仓皇逃离。由于战火纷飞,时局混乱,去台人员身份相当混杂,台湾当局害怕有中国共产党方面人员混入其中,于是随即宣布,从三月一日开始,台湾实行出入境管理制度,凡是进出台湾的人,都得有当局颁发的出入境证件。父亲不愿向主管这事的人低头,于是提早买好了去台湾的轮船票,于二月二十八日赶到台湾,抵达基隆。回想起这段狼狈出逃的经历,父亲曾感慨道:“三百年来养士朝,为何文武尽皆逃。”

由于父亲对唯识学也没有足够透彻的把握,因此父亲每次和学生讲时,都从不说讲解,而只说研究。

搬进莲云禅苑一周后,父亲就开始“唯识研究”的课程了。

唯识学是大乘佛学三大体系之一,在南北朝时期传入中国,鼎盛于唐代。唐朝之时,玄奘大师为了解决唯识理论存在的种种困惑、疑问,历尽艰辛去印度求法,并和他的学生窥基法师贡献一生心力,糅合印度十大论师的诠释,编译出了《成唯识论》。此后,“唯识宗”作为一个独立、完整的佛学宗派正式形成,并得到迅速的发展。《成唯识论》本是佛学中极重要的论著,对人类意识有着深入根本的探究,但深奥难懂。

以往,这门学问只存在于寺院内的修行学者中。因为这本是玄奘从印度带回的佛学论著,且从前寺院中的出家人,许多都是严格选拔出的通达儒、道的学者,他们本身便学识渊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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