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老师袁焕仙这么坦率、这么严肃地指出父亲性格上的弱点，在父亲的一生中，恐怕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
成都附近灌县（今都江堰市）有座青城山，“诸峰耸蔚，俯瞰万流，极趣清幽”。山上有一座寺庙叫灵岩寺，父亲得空的时候就往这里跑。灌县离成都比较远，远离尘嚣，每次都坐汽车去。这条路弯曲狭窄，路况很差，夏天雨水多，到处坑坑洼洼的，汽车时开时停，速度慢不说，坐在上面被颠得七荤八素的乘客时不时还要下来帮忙推车。当时在四川大后方流行一首诗，是根据古诗改编的，说的就是这段烂路。原诗是这样写的：“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经过当地人一改，就成了：“一去二三里，抛锚四五回。前行六七步，八九十人推”。
灵岩寺之所以在中国文化史上享有盛名，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传西法师。传西法师是灵岩寺的住持，不是一般人，曾与汤用彤、梁漱溟、蒙文通、姚柏年、黄树因、王恩洋、熊十力等人同为当时的佛学大师欧阳竟无先生的弟子。传西法师本人极富才学，精通唯识法相之学，交往的多是名士、学者。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华西大学派滑竿师傅将他请下山，聘为教授，给学生讲授佛学，他一直不肯应承。后来，在朋友们大力催促下，他才下山。谁也没有想到，在课堂上，传西法师突然将讲课内容改为“情与爱的哲学”。一个出家人竟然在一群大学生面前“谈情说爱”，一时引为奇谈，甚是轰动，都上了当地的报纸。
传西法师曾经邀请李源澄先生来此创办书院。李源澄，四川犍为人，字俊卿，又作俊清，师从廖平、章太炎、欧阳竟无、蒙文通等先生，先后在四川大学、西南师范大学任教。李源澄当时在灵岩寺的下院铁佛寺办了一个书院，就他一个老师，“艰苦卓绝，始终不退”。
燕京大学著名教授郭本道也在这里修习，他还把燕京大学图书馆的全套线装《道藏》搬到这里，以免被日本人抢走。本来父亲是没有多少机会看到这些书的，这次机缘巧合，一下子看到了这么多的书，心里自是十分欢喜。
冯友兰先生当时也在山上住了三个月，在灵岩寺读了《指月录》，下山后去教书，并在重庆出版了《新原人》，此后便走上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路途。
父亲的老朋友净天老和尚，也在灵岩寺待过，一直都称父亲为“南教官”。老和尚一生修行持戒，修音声作佛事，以梵呗供养诸佛菩萨，为四川培养了大批优秀的梵呗唱念的法师。净天和尚于二〇一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以成都文殊院首座的身份，在六合楼圆寂往生，享年九十九岁。
灵岩寺本来是座小庙，并非什么千古名刹，“山不在高，有仙则名”，之所以小有名气，是因为传西法师邀请而来的众多名士汇聚于此。抗战时期，避难的文化界朋友纷纷到这里投奔传西法师。灵岩山住的和尚不多，却住进来一批文化人，也是奇景一桩了。冯友兰、钱穆、袁焕仙、贾题韬等人，当然也包括我的父亲，他们都欠传西法师一份大大的人情。这些人的吃和住，被传西法师全包了。他们心存感激，打趣他不供养和尚，却专门供养文人。法师因为这些文人济济一堂而十分开心，根本不计较庙里的收支是否平衡，回答他们说：不管啦，我还非得要供养你们不可。这些人物后来都为中华文化点灯传薪做出巨大贡献，法师的胸襟和眼界令人钦佩赞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