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父见父亲习武心切，只好找一个当地的名医来做他的武术老师。这位名医姓林，父亲叫他林伯伯。林伯伯此前从不教授别人武功，平时穿长袍，走出药店就是个白面书生，很少有人知道他其实也是一个“武林高手”呢。他一开始怎么也不肯教，但在祖父三番五次的请求下，只好“敬谢不敏”了。他白天忙于治病救人，便答应夜里来教父亲武功。随着时间的推移，也许是因为父亲学武时的领悟力高，一点就通，所以这位林伯伯觉得教人习武也蛮有意思的，就持续了下去。后来，祖父叫上邻里的四五个孩子，陪父亲一起练武，林伯伯也首肯了。
林伯伯是个有远见卓识的人，他虽然教导父亲武术，但更希望父亲也跟着他学医，最好能悬壶济世。他说虽然学武术可以强健身体，但是练武的人毕竟是少数，是独善其身之法；得病的人总是更多，需要救治，是兼善众人之术。况且如今武功再高也抵不住子弹，要想有所成就做个“大人物”，治病救人才是最好的途径。他引用范仲淹的话“不为良相，即为良医”——这是范仲淹年轻时候立下的志向，意思是说，如果自己将来做不了一个治世济民的宰相，那就做一个治病救人的好医生。他还告诉父亲，在范仲淹眼里，出将入相跟做一个名医，功德是一样的。祖父在一旁听着，觉得林伯伯说得有道理，就叫父亲平时也要多读医书。父亲听从了教导，一边习武，一边连着几个月读《黄帝内经》等古典医学名著，偶尔还到林伯伯的医馆里辨识一些中草药，看林伯伯开药方，学习了不少医学上的知识。后来，父亲很少求医看病，大多都是靠自己的医学知识制药调理，有自己的私人药房，或许就与这段习武学医的生涯渊源颇深。
其实父亲在教育我时，也时常复制祖父对他的教导。我记得在台北有位光熹公公，应该是在南氏家族里与祖父同辈分的长者，所以我要称呼他为“公公”，这可不是清朝连续剧里的“公公”。光熹公公在台北迪化街的一家中药行做事，管着药铺，也会切药、抓药、配药的技术。父亲曾经叫我去迪化街的药铺，向光熹公公学认识中药。我去了好几天，他都很忙，没有时间教我什么，只是叫我去库房看药材。可惜我那时真是不懂事，没有好好掌握机会去辨识药材，只会偷吃用蜜炮制过，非常好吃的黄精一味，惭愧地辜负了父亲的心意。
父亲体弱，刚开始学拳，走的是刚猛硬拳法，对他的身体并非适当，常常练完拳后有头脑昏沉的感觉。因为从小想要行侠仗义，也就勉强自己继续练习。后来负笈四方，遇到的技击能人很多，也碰到许多懂神通的有道之士，父亲都及时顶礼，叩拜为师。他说在二十岁前，拜过的师父，有南宗、北派的；有长拳、短打的；连兵器都学过至少十四种；甚至还学过蒙古摔跤、“西洋”的拳击等搏击，各门各派，累积起来师承八十余人，可见父亲对中华武术和道功的喜爱。
中国国术主要倡导人和奠基人张之江先生曾在浙江省国术馆主办全省性国术比赛，父亲也曾参与其盛，以姿势优异取得拳型的冠军。如此好武的父亲，并没有因为这些经历而自满。他自忖所学不够精到，不过是略为看到门径而已，所以后来进川，决心继续寻师访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