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陈昌浩赶到驻扎沂水县城的红四军军部后，先向部队高级将领宣读中央分局决定与军委会命令，随即就任红四军政治委员，接管红四军指挥权，旋即调部队包围第11师师部，对师部进行大搜查。目的在于找到证据，扳倒许继慎。不料这一搜，真的就搜出了罪证——一封国民党特务头子曾扩情写给许继慎的劝降信和一份无线电通讯密码。
“许继慎与曾扩情是黄埔军校一期同学，现在铁证如山，他想赖是赖不掉的"陈昌浩说。
“干得好"
张国焘对这位得力干将大加赞赏，同时感到问题的严重性，决定开展一场大整肃，以“整顿党的组织”，纯洁党的队伍与红军队伍。
当时的共产国际指示各国共产党要把反右倾作为主要任务，受共产国际和联共（布）中央清洗政策的影响，中共中央在指导各苏区“肃反”工作中犯了扩大化的错误，不仅将反右倾扩大到革命队伍的各个领域，而且将右倾同调和派、改组派、取消派、AB团、第三党等各方面联系起来，使各苏区，各革命根据地的“肃反”运动无一例外地犯了扩大化错误。
鄂豫皖根据地的“肃反”工作在张国焘到达之前便已发生扩大化倾向。张国焘因受中共中央“左”倾错误的影响，在到达鄂豫皖之初便开始准备进行“肃反”工作，与红四军领导人产生分歧与矛盾后，尤其许继慎事件的发生，令张国焘坚定了开展大规模“肃反”的决心。
9月下旬，徐向前率领红四军大部队到达河南省光山白雀园地区，张国焘即主持了这嘲全力来肃清四军中反革命及整顿四军”的白雀园“大肃反”。在团级以上的干部参加的肃反动员大会上，张国焘强调：
“我们面临的最危险的敌人不在战场上，而在我们身边，在红军内部。尤其是像许继慎、庞永梭（第十一师政委）、周维炯（第十一师副师长）这样的披着共产党员的外衣，掌握了红军指挥权的反革命分子。”
他号召红军指挥员从“无处不在的两条路线的斗争中去寻找反动线索，从日常生活的言行中去发现反革命分子”。当时“肃反”对象主要有三种人：
一种是从白军中过来的，即使起义、投诚的也需要审查；
一种是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无论何种职务表现如何，都要审查；
一种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凡是读过几年书的都在审查之列。重则杀头，轻则清洗。
白雀园会议后，“肃反”狂潮在红军中迅速掀起，“AB团”、“改组派”、“第三党”，仿佛在红军中与苏维埃政权中无处不在。而事实上，大多数红军官兵并不清楚什么是“改组派”、“AB团”、“第三党”。但似乎也无须知道，只要有人检举，抓进去便不问青红皂白，上来便是严刑拷打，根本没有为自己申辩的机会。而稍有申辩，立刻会被污蔑为态度不老实，负隅顽抗。
由于这种斗争大多是群众性的，边打边呼口号，打得群情激愤。很多人因为不堪忍受而胡乱承认并乱咬一气，被咬出的人马上被愤怒的官兵揪出来，轻则被清洗，重则被砍头。许多地富子女、知识分子大难临头，遭遇残酷清洗。
31团团长李先念的亲哥哥被打成反革命，押上刑场处决。当执行队员推着哥哥从李先念面前走过时，兄弟俩默默地对视一眼，然后都倏忽转移了目光。哥哥离开后忽然又回过头，冲着李先念大吼一声：“兄弟，干个样子出来，让他们看看，我们李家没有反革命"
10月初张国焘回到新集，下令解决先期被押回新集关在保卫局监狱中的第十一师师长许继慎、副师长周维炯、政委庞永梭等人。其实许继慎所谓“叛党投敌”，不过是国民党对红军实施的分化瓦解手段，后来经曾扩情证实，当时给许继慎写信是为了策反许继慎，而许继慎不为所动。但许继慎以及了解此情况的曾中生都失去了为此事作证的资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