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伐战争开始后，1926年10月，北伐军攻占湖北，张国焘到武汉担任中共中央代表，不久兼任中共湖北区委书记。1927年1月1日，国民政府迁都武汉，也就在这一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工农运动在广东和两湖地区蓬勃兴起，并很快出现“过火”趋势。
然而，随着北伐军一路势如破竹，共产国际担心国民党一举统一中国，中国会走上土耳其的凯末尔道路，于是决定利用工农运动高涨的机会，将在野的共产党推向历史舞台，使其迅速取得部分军权和政权。共产国际的决议令共产党人斗志昂扬，认为中国革命已经进入无产阶级“夺取领导权的时期”，致使工农运动迅猛发展，直至不可控制的地步。
4月6日，汪精卫自海外翩然归来，就任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会主席。
到任没几天，他便发现武汉政府面临的困境远比他想象的要严重得多，首先军队中已经出现严重状况，唐生智军队里的军官大多来自湖南，他们反对农民夺取他们的土地和财产。商务部长宋子文原是赞成开展工农运动的，但他需要稳定财政状况，加强税收，这不仅与工农运动相矛盾，更会触及一些工人的过高要求。在税收直线下滑的情况下，同时因为一些工人对他恨之入骨，他悄悄溜之大吉。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陈独秀一行来到武汉。汪精卫与谭延闿立刻会晤陈独秀，对工农运动完全不受国民党控制表示不满，要求无论任何问题，共产党都应与国民党共同讨论，保持协调一致。当陈独秀将这次谈话内容告诉张国焘的时候，张国焘说：
“我们都知道运动有些失控，但我们没有那么多干部去做疏导工作。何况新来的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罗易，他的主张显然比现实激进太多。”
“好在鲍罗廷同意对工农运动过激行动做进一步的约束。”陈独秀表示。
“就怕胳膊扭不过大腿。”
事实果然如此，在共产国际代表团的监督和指导下，4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会议做出了一些相当激进的决议，如《土地问题议决案》宣称：
“共产党将领导农民从事于平均地权的斗争，向着土地国有、取消土地私有制度的方向，而努力进行。”
很显然，此类决议将使武汉政府内国共两党矛盾加剧。而在当时情况下，此类激进决议根本难以落实。罗易就此致电共产国际，说明陈独秀等人对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只是表面接受，实际上并不执行。
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7月12日，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停止陈独秀的领导职务，成立了由张国焘、周恩来、李维汉、张太雷、李立三等五人组成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会。
而此时，武汉政府中的国共两党已到了一山不容二虎的地步。7月15日，汪精卫迈出分共第一步，通过《统一本党政策案》，要求在国民政府和军队中任职的共产党员声明脱离共产党，否则停止职务。
7月26日，汪精卫罢免各机关中共产党员的职务。随着8月1日共产党发动南昌起义，武汉国民党人开始大举清党，走上与南京国民党人同样的反共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