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话或许只说对了一半。文学在徐志摩和林徽因的关系中，至关重要，它是一座彩虹桥，一端在她这边，一端在他那边，传输着爱的蜜意。爱是两心之桥。他们相遇之初，谈的最多的，我想可能就是文学，徐志摩在英国，放弃了攻读政治经济学博士学位，转而去做文学的旁听生，为什么？文学细腻、敏感的触角，更适合表达他的内心。徐志摩和林徽因之间，的确浪漫，但心的交流才是关键，正因为有了心的交流，彻底的了解，他们的关系才能一直维系下去。文学只是他们交流的媒介。他们是英国浪漫主义诗歌在中国的传道者。徐志摩和林徽因的康桥，已经成为中国现代新诗里一处永恒的梦幻。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
林徽因走入新文学的领地了，徐志摩功不可没。小说、散文、戏剧、诗歌四种新文学体裁里，他们都最擅长写诗。1923年，林徽因发表了一篇译作，英国唯美主义作家王尔德的《夜莺与玫瑰》。也中国新诗的一个重镇，新月派在北京西单成立。从早期白话诗，到抒情小诗，再到新月派诗歌，是中国新诗的一大跨越，新月派的诗，一反早期诗歌语言上的放任自流，便得有约束，有节制。林徽因后来写诗，明显受新月诗歌的影响，但又有创造。当然，对她影响最大的，是徐志摩。新月社原本只是聚餐会，一帮子人家庭背景相似，求学经历相似，世界观相似，有很高的人文修养，对当时的社会不满，他们聚在一起，谈天说笑，再到后来，他们索性在石虎胡同租了个房子，作为活动场所，经常举行各种文化活动。在培华女中读书的林徽因，常常和表姐一起来新月社玩，耳濡目染的，她渐渐开始在文艺上崭露头角。
1924年，梁启超、林长民主持的“讲学社”，邀请文学泰斗泰戈尔访问中国。徐志摩全程陪同。泰戈尔在日坛公园做即兴演讲，林徽因搀扶着白发白髯、身材高大的泰戈尔登上主席台，徐志摩在一旁做翻译，很是一道亮丽风景。泰戈尔过寿，林徽因、徐志摩、林长民等人共同出演老诗人的剧作，林徽因饰演公主，轰动京华。这或许可以算是林徽因登上文坛的一次彩排。那时，她不过二十岁，她离文坛那么近，触手可及，她的性格里，又含着浪漫的因子，文学对于她来说，是一个通道，表达自己情绪的通道。浪漫而唯美，再加上淡淡的惆怅与感伤，几乎是徐志摩和林徽因文学创作的基调。他们灵魂中那点纯粹又脆弱的质素，借由文学散发出来，弥漫在世界。
泰戈尔来华时，徐志摩已经和张幼仪离婚，他是“自由身”。但出于种种考虑，林徽因不能也没有勇气选择徐志摩。尽管有泰戈尔的说服，尽管自己也纠结，也痛苦，但她还是不得不做出决定：她和梁思成出国，双宿双飞。徐志摩一番折腾后，与陆小曼成婚。林长民、林徽因、徐志摩，这是多么奇怪的一个三角。或许可以说，他们三个其实是同一类人，渴望激情的活跃分子。关于分手，林长民和林徽因都找徐志摩谈过。那一晚，对于他们三个人来说，都是人生中无比重要的时刻。夜色流淌，湖上，沉重的心，天明之后，大家就要各奔东西。林徽因一直忘不了那天，那个人，那些无法兑现的承诺。 日后，林徽因写了《那一晚》：那一晚我的船推出了河心/澄蓝的天上托着密密的星/那一晚你的手牵着我的手/迷惘的星夜封锁起重愁/那一晚你和我分定了方向/两人各认取个生活的模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