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新六认为，浙江兴业银行既然是为了振兴实业而成立的，那么银行当然大力支持实业的兴办。于是，像晚清状元张謇创办的大生纱厂，就成了徐新六等人重点关注的放款对象。此外，徐新六还非常关注有关国计民生的大业，比如钱塘江大桥的修筑，就有浙江兴业银行的一份功劳。当时，以徐新六为主要代表的浙江兴业银行向国民政府铁道部提出建议，并积极筹款200万元，国民政府才同意让茅以升主持修建大桥。
浙江兴业银行经营素来稳健，在清末民初混乱的政局和社会形势中，它从未动摇，而且信用日益昭著。在后来中国银行1916年和1921年的两次白银挤兑风潮中，浙江兴业银行不仅没有受到影响，还与其他一些重要的华资银行一起帮助中国银行渡过难关。
而作为浙江实业银行总经理的李铭，不仅十分重视银行的总体规划，还特别注重自身公关营销能力的增强，他认为银行要发展，主要业务人员的公关营销能力是必不可少的。
李铭是个节俭的人，他跑业务从不讲排场，善于精打细算，这为浙江实业银行节省了不少开支，其开支比其他很多银行都少得多。在李铭的培养下，浙江实业银行的员工们也非常勤勉节俭。
李铭的交际才能在圈子里是响当当的，他不但在国内站住了脚跟，还跟外商建立了联系。他邀请一些洋行大班及买办商人来担任银行的董事，引得外商资金大量存入浙江实业银行，给银行带来了不菲的收益。后来，为了抬高浙江实业银行的身价，李铭一面帮助洋行发行债券和股票，一面还购买政府公债，到1937年，浙江实业银行所持公债数超过了“南三行”的另外两家银行。于是，因浙江实业银行和外商往来较多，汇集了大量的外汇资金，浙江实业银行在旧中国金融界被称为“南三行”中的老二。
1948年，浙江实业银行改名为浙江第一银行。新中国成立后，李铭避居香港，看到陈光甫在香港重新注册成立了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他也依照当地法律，在香港成立了浙江第一银行。
此外，浙江实业银行的副总经理陈朵如也可谓银行从业者中的佼佼者，他是李铭的“黄金搭档”，特长是知人善任，对每一位员工的情况都了如指掌，可以说是做到了人尽其才。这一对搭档配合默契，遇到大事都是共同商讨决定。一次，李铭想购买位于南京路的德义大楼，但是陈朵如毫不妥协地争辩说，这块地皮没有发展前途，这才打消了李铭买楼的念头。
事实上，在经营方针上，“南三行”是有着各自不同的理念的。陈光甫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可谓“点多面广”，有着众多分支机构和员工，营业范围非常广，属于“地毯式”经营。浙江实业银行恰恰与之相反，它采取的是“宝塔式”经营策略，业务主要集中在少数重点客户，从中谋取高额利润，并为银行节省开支。浙江兴业银行，其经营方针则介于这两者之间。
然而，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南三行”能结合到一起，总是有着它们的共同点的。对于“南三行”来说，一个最基本的共同点就是它们的背景，即三家银行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打下了基础。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成立于“一战”爆发后的第二年，同年，浙江兴业银行将总行从杭州移至上海，并进行改组，浙江实业银行也在1915年改名，开始了新的发展阶段。可以说，三家银行都是以“一战”为契机，使自己在中国金融界脱颖而出。
无论“南三行”各自采取了何种经营方针，它们致力于银行近代化、注重培养人才的办行理念都是一致的。为推进中国银行业的近代化发展，三家银行不仅讲求办事效率，注重服务质量，还善于利用先进的机器设备，如使用机器记账、推行新式簿记等。另外，三家银行都十分重视近代金融人才的培养和聘用，不仅经常对员工进行培训，还多次派优秀职员到国外著名的银行考察、学习，引进西方国家经营管理银行的先进经验。
